以喜馬拉雅山脈的河流為例，這些河流支撐著十個國家的十億人的生計，繼續將他們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即使在冰川迅速融化和大壩建設橫行的情況下，這種聯系也更加緊密。與此同時，當代全球化將這些地區與眾多其他力量（包括網絡力量）連接在一起，引發了巨大的動蕩，既有生產力，也有潛在的危險。從緊密互動的地區角度來理解歷史，依然具有自然的相關性和新興的後果。

歷史的性質

歷史並非僅僅是一種進程，它也是跨越時空的交流。這種跨時空的交流常常被認為是人類獨有的東西，因為我們擁有記錄技術，包括歷史書寫和反思的特權。然而，將歷史重新納入自然進程中，我們能夠獲得哪些啟示呢？

蒂莫西·勒贊提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觀點，即物質（包括植物、動物、礦物、元素以及人類）在創造歷史進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他認為人類及其歷史實際上在創造、維持和塑造巨大物質環境中不斷成長和發展。勒贊的觀點並不是將歷史視為人類單獨創造的產物，而是將人類置於進化進程中的一種角色之中。

正如前文所述，他反對將我們所處的時代稱為「人類世」，認為這種稱呼展現了人類的自負，否認了自然界和物質世界在地球進化中所扮演的關鍵作用。他的研究涵蓋了蒙大拿州的長角牛和日本北部的蠶，通過展示它們與人類飼養者共同進化的情形，並揭示出，對它們的生存和生產力而言，這種共同進化是多麼必要。

19世紀末，蒙大拿州和日本北部建立了現代工業銅礦，采用了新的采礦和冶煉技術，卻釋放出大量有毒的砷，對土地和水域造成了嚴重污染，最終破壞了這兩種地區的農業平衡生態。化學特性在這一故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作用。

說到歷史記錄，我們可以說，它們仿效自然或者使用「元素媒介」來記錄時間的進程。自然的演變進程會留下記錄，無論是地質層、樹木年輪、DNA（保存了物種的流行病學歷史），還是記憶、語言和實踐，都構成了我們社會歷史的記錄。

世界各地的地貌中都鐫刻著人類活動的悠久歷史。河流的溝渠化和山坡的階梯狀變化就是顯而易見的例子，而那些幾個世紀前發生的變化則可能不那麼明顯。濕地被埋沒，河岸被侵蝕，蜿蜒的小溪出現，諸如黃河這樣的大江大河改變了數百英里的河道，這些變化往往都是人類活動的結果。當然，生命在漫長的時間流逝中可能會消失，但它們的存在或痕跡不會被抹去，不論這是否出於功能上的需要。

有一種觀點認為，人類的自我反思性以及由此產生的技術，將歷史知識與其他生物產生的數據區分開。然而，精密的科學觀測技術表明，生物有機體在記錄和響應環境變化方面比人類社會在任何時候都要更迅速。例如，星形苔蘚攝影機這種傳感器技術不僅可以感知苔蘚的時間變化，還能夠觀察到苔蘚本身如何感知環境變化並作出響應。

盡管許多生物可能不具備反思能力，但它們肯定具備認知和交流的能力。就像陸地生物一樣，海洋也是記錄和信息庫，記錄著各種物種之間的互動。鯨類和其他海洋哺乳動物（如海豚和鯨魚）似乎能夠區分聲音——水中聲音傳播的速度是在空氣中的四倍——它們可能通過海洋中不斷增強的聲音來識別彼此並進行交流。

最近的一份關於鯨魚歌唱的報告顯示，鯨魚的交流並不僅限於繁殖時，而是在數百公里的范圍內持續變化和發展著不同的交流形式。甚至有人聲稱海豚在水中擁有一種類似於公共領域的交流空間！用約翰·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的話來說：

也許整個海洋就是它們（鯨類動物）的聽覺設備和檔案——通過將它們的水基內耳與海洋外耳相結合，也許它們有了一種時間媒介，這種媒介類似於我們的記錄媒介，但與我們口頭交流的明顯即時性形成鮮明對比。對它們來說也許是自然而然的非線性數據存取，但對我們來說卻是文化技術問題，只有記錄媒介才能做到。

傳播哲學家彼得斯認為，自從19世紀以來出現了遠距離傳播的技術媒介，我們已經忽視了媒介本身主要是自然的觀念。在他的著作《不可思議的雲》（Marvelous Clouds）中，他闡述了空氣、水、地面、火、光和雲作為眾生傳播的基本媒介。他認為水的特性與鯨類的能力應該被放在一起思考，因為媒介、信息和傳播者相互交織構成了傳播的動力。

在歷史的進程中，自然環境和建築環境是主要的跨時空傳播媒介。這些媒介不僅提供生命，同時生命（也就是內容創造者）通過「閱讀」和解釋這些痕跡和符號，創造出新的內容。歷史的時間是各種事件和活動的組合，是各種材料、實踐和思想的湧現和傳播，它們在建築和自然環境中留下了痕跡和記錄。就像環境可以傳遞和重塑信息一樣，人類也利用自身的技術能力來記錄和反思，從而重新塑造環境媒介的進程。


（原題：作為歷史範式的海洋OceansastheParadigmofHistory；作者：杜贊奇（PrasenjitDuara，杜克大學歷史系；譯者：陳榮鋼；引用：Duara,P.(2021).OceansastheParadigmofHistory.Theory,Culture&Society,38(7–8),143–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