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徐志摩的名詩〈偶然〉，流傳至今剛好一百年。它能流传一個世紀，除了其本身的美學原因外，助力最大的，當然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二人之間的浪漫戀情。两個元素拼一塊，使得這作品可以很「完满」地在學校教育中統一傳播。意思是說，考起試来，及格不成問題。

詩人為何寫此詩？愛情啊。人人對愛情都有一份憧憬，徐志摩在此詩中所表達出来的，為何就那麽迴腸蕩氣？先寫下這樣的答案凖没錯：〈偶然〉用詞優美又準確；句法跌宕而有致；象徵清晰但雋永，結構平穩却嚴謹，表現了徐林二人邂逅的無奈和凄美……。

感情比較豐富，閱讀比較勤勞者，若能在結尾前補上一句：徐志摩在寫给老師梁啟超的信裏曾這麽說過：“……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考官不給個優等都不可以了。

詩是一百年了，老酒佳釀不容置疑。在它醉倒幾代人的這些年歲裏，不論中外，文學或美學领域 對于詩歌的欣賞期望，除了上述形式主義、新批評版本，早有好些别的選項。而在這首詩陪伴下長大、老去者，人生歷練恐怕早就教懂了他們，世事不是詩所能道盡；即使能說個二三，答案也不是語文考試所暗示的那様：總有個正確的、完整而標凖的答案。

原来，我們在學校所接受的語言與文學訓練，只是算術裏的乘數表，化學裏的礦物譜系。懂得了這個道理就會發現到，人的一生在智力或情志上是可能持續成長的；而我們所接觸過的閱讀經驗，也可能和我們一道成長。

（二）

離開學院以後，徐志摩的詩集随我搬了幾回家。最常翻到的，還是〈偶然〉。有一晚，我忽然發現到：「你幾時卸下了青春時期莫名的愁緒？現在可陽光多了！」它答道：“你也已經是中年了呀。”

中年以後舊情復發重讀哲學，有一回和〈偶然〉聊起了身世。讀書世界就是這樣子，文史哲一家，輩份難分，聊起來前門進廚房出，忽地又從邊窗跳進來問道：「上次聊到那裡了？」 輕輕的，它說：「只談到我的出生日期。」

「對對對，都想起來了。」我做過功課，在它誕生的1926年，是徹徹底底的多事之秋。5月，徐志摩寫了「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10月，他逆反整個社會道德倫理的方向，往陸小曼的方向飛奔去娶她為妻。

這樣的語境聽起来怪怪的。對不對？

一般習慣了在動物園裏觀賞飛禽走獸的男女，總覺得没有欄栅設個範圍，對誰都不安全。尤其是迷戀林徽因的男男女女，那怕一大把年紀了立場還是那麽强烈：「你的意思是說這首詩并非寫給林徽因的嗎？」我可没這麽說，但也不覺得是那麽的重要。我只是老来重讀〈偶然〉，覺得有個不同的讀法又何妨？一個人就算不再是年少情懷，〈偶然〉作為人生一度的青春符號，也自有它的其他文學意義。

况且，在過去一百年，新的文學欣賞方法結合新的跨領域學理，林中路雖没更好走，但可能敞開的森林空地，無疑在無限大地延伸中。徐志摩說對了，「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就看寫詩人、讀詩人怎樣和作品聯袂往森林深處伸展。

（三）

在「浪漫」之餘，〈偶然〉更大的林中空地哪兒？我的嘗試是来個「情動轉折」。一路来，一般人心浮「人間四月天」的意象欣賞這首詩。有個說法叫「殘酷的樂觀」，或可用来詮釋這種感性。

這說法原来是指，當社會出現了結構性危機，如工作不穩定、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使得傳統的「幸福公式」變得虛幻，可有些人執著於舊有的大好希望，情感上不切實際地選擇忽視現實的崩壞，結果殘酷地自毀前程而不知覺。

「殘酷的樂觀」現象和文學看起来是两碼字事，但從文化的觀點切入當發現：我們如果堅持一個創作，只可能有一個完整的意義，而且往往以「作者原意」為最終答案，無疑大大地限制了它可「個體化」的潜藏。這就像限制一個孩子發展其個性一樣的不合理。一樣的殘酷。

如果我不走「人間四月天」的林中路，而轉向艾略特的《荒原》，借来那「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能否讓〈偶然〉呼唤更大、更深刻的境遇；在生命遠離浪漫潮、情傷期的季節，依然是一個民族不朽的詩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