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麥克菲（John McPhee）的《盆地與山脈》（Basin and Range，1980）首次提出了 「深層時間」（「deep time」）的概念，封面就是哈頓的這幅插圖。這一發現對於地質學來說，肯定和哥白尼「日心說」首次提出之時一樣令人震驚，也同樣重要。

哈頓的插圖還出現在斯蒂芬·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的《時間之箭，時間之輪》（Time‘s Arrow, Time』s Cycle，1987）中專門介紹蘇格蘭人的章節，這是他關於地球和有機生命的重要著作。

古爾德是哈佛大學的地質學家和動物學家，不過他主要把自己視為古生物學家，他認為地理邏輯上的深層時間概念對我們來說如此陌生，以致於我們只能把它作為一個隱喻來理解。想象一下，地球的年齡相當於「從國王的鼻子到他伸出的手尖的距離，用指甲剉在他的中指指甲上輕輕一劃，就能抹去人類的歷史」。 哈頓將地球視為一個循環的、自我更新的機器，沒有開始，沒有結束，這一概念與人類制定的時間計算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古爾德將這一概念向前推進了一步，在他的領域中，他拒絕所有神聖計劃或進步願景。古爾德的思想是對「均變論」的延續，對長時段歷史的研究意味著當下多樣性的消失。

繼《時間之箭，時間之輪》之後，古爾德在《奇妙的生命》（Wonderful Life，1989）中引入了一個與線性思維相反的全新范疇。古爾德在深層時間的概念中增加了一個定量的維度和一個定性的維度，以解決差異的密度和它們的分布。總之，這些想法導致了對迄今為止被稱為「進步」的東西的非常不同的描述。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複雜的連續進步概念必須被放棄，同時也必須放棄所有曾經被（以及現在仍被）用來描述進步的圖像、隱喻和圖騰。

從古生物學的角度來看，樹狀結構、台階和樓梯、梯子或點朝下的圓錐體（與古代神話中的女性符號♀非常相似，是一個三角形，底在上方，點朝向地）都具有誤導性，因此應該放棄。從這個深層的視角來看，即使以我們目前的知識水平回顧自然界在地球上進化的時間，我們也能認識過去的事件，而在這些事件中，多樣性就不顯得那麼豐富了。

現在，如果我們以樹狀結構的形式對此類事件進行橫向切割，例如，分支的多樣性將遠遠位於切割點以下（在地球更遙遠的過去）。從這個古生物學的角度來看，人類不再是我們生命世界的中心和支點，而是發生在進化側枝上的微小事故。從遺傳學上講，在過去的一萬年裡，人類的大腦幾乎沒有什麼變化。一萬年轉瞬即逝，在地質學上只是一眨眼的功夫，甚至難以測量。

人類與其他成功進化的物種在生物發展方面有著相同的停滯性。他們為此付出的代價是極短的壽命和較窄的生物特征。 在天平的另一端是細菌，它們有著巨大的變化和生存能力。1982年，古爾德本人被診斷出患有一種罕見的癌症。統計學上的平均值預測他只能活幾個月。正是古爾德的病痛經歷，使他對任何基於平均數的生物闡釋深表懷疑。實際上，對古爾德來說沒有什麼平均值。他認為個體的變化是唯一值得信賴的價值，而間斷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則是變化發生的模式。

【譯注】1982年，古爾德被診斷為間皮瘤（Peritoneal mesothelioma），醫生告訴他只有幾個月可以活，但他一直活到2002年。

對媒介吸引力的深層時間研究，必須在關於地球及其生物體歷史的研究結果和技術媒介的演變之間提供更多簡單的類比。我使用了古生物學的某些概念前提，這些前提對我自己的特定研究領域（媒介考古學）具有啟發性和導向意義。文明的歷史並不遵循一個神聖計劃，我也不接受花崗岩下再無地層。

媒介的歷史不是從原始機制到複雜機制的可預測的、必要的發展結果。在古爾德的意義上，媒介是將分離的東西連接起來的構造性行動空間。與其尋找主導趨勢、媒介或節點，人們應該能夠發現個體的變化。也許，我們會在歷史的總體規劃中發現斷裂或轉折點，為迷宮中航行提供有用的想法。從長遠來看，個體的考古學研究應該形成一種媒介的變體學（variantology）。


(陳榮鋼譯：西格弗里德·齊林斯基：《媒介的深層時間：通過技術手段實現聽和看的考古學》[2006] Deep Time of the Media: Toward an Archaeology of Hearing and Seeing by Technical Means 作者：西格弗裡德·齊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歐洲高等學院哲學、人文與批判性思維部；譯者：陳榮鋼；來源：同名著作 [Deep Time of the Media: Toward an Archaeology of Hearing and Seeing by Technical Means，麻省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