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里首次提到了一個古國扶桑，有人說它是古代的日本。作者也樂意相信，但就怕日本人不肯承認有一個中國人作過他們的王。正如我們不承認成吉思汗是蒙古人，而非要說他是中國人一樣。

一…

那天夜里李衛公逃走的時候拽著紅拂，而她老想轉回去看看剛才為什麼會轟隆一聲房倒屋塌，故而他們是用两隻螞蟻爭奪一個餅幹渣的方式逃離現場的。因為李衛公長得人高馬大，又鍛練過身體，力氣比紅拂大很多，所以逃得相當之快，但是逃到城墻邊上一片菜園子里時，他還是覺得腰酸腿疼，而且背上的肌肉也扭傷了。這里有個荒了的土地廟，他就把她拉到廟里去。紅拂說，她實在想知道一下為什麼李衛公的房子會忽然塌倒。他就告訴她說，那是因為四堵墻都朝外邊倒下去了，坐在墻上的房頂沒了支撐，就掉了下來。…

我的鄰居小孫眼角上也起了魚尾紋，她有三十五歲了，已經離了婚。照我看她還算漂亮，對我也算和藹。有時我有些非非之想：頭頭們安排她和我住一套房子，沒準已經有了安排。然後我又想，假設他們有了這種安排，下一步又是什麼？這麼一想就毛骨悚然，寧願相信沒有這些頭兒，把我的非非之想全部打消——我還是去想我的費爾馬定理較好。因為我上過大學的數學系，現在又在大學里工作，所以頭頭們更可能是這樣安排的。…

[上接] 王小波《紅拂夜奔》の〈關於有趣〉第三章（2）

 二…

而西方在驅逐游牧(匈奴)的入侵重新建立自己國家的過程中，建立起二元論的文化概念(文明 V.S 野蠻 / 公民 V.S 蠻族)，最後他們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國家，最後對世界的人類影響歷史。游牧的精神最後演變為一種民族主義，被內化為西方個人冒險的圭臬。西方征服者建立起自己的帝國征服者航行，將自己預設為文明的社會，對立面則是野蠻、落後之地，將佔領領土設定為一種正當的合法性，宛如一個帝國建造者的企業，眾多古老的史詩(埃涅阿斯紀或非洲史詩)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慾望的誘惑。

在關係的詩學上，游牧運動已經從原始的游牧到西方國家的生活定居的方式，演變一個發現和征服的領航旅途，取得新大陸領土。對於征服者西方民族而言，隱含著鞏固壯大自身─「我的根是最強」，並且明確導出為一個價值─…

「Deterritorializing」-破除領地

20世紀八零年代後期，隨著後現代理論而崛起的後殖民理論，帶起了一波消解中心（decentraling）和破除領地（deterritorializing）的運動，一直以來處於邊緣地帶的理論紛紛而起，破除長期以英美文本為中心的主流地位，也促成了後來的文化研究，文學研究研究超脫了以往傳統文學研究的範圍，將傳統菁英學者所鄙視的次文化與大眾文化與傳播媒介納了進來，除此之外還有文化身份、文化消費、權力話語、性別研究、殖民主義與後殖民寫作／話語為主的種族研究理論等。…

這些“喜詞”“怒詞”都是判斷詞，一方面這確實可以表達我們的喜怒哀樂，但另一方面卻阻礙了我們的思想。判斷下的早，下的誇張，確實可以發洩我們的情緒，如我們可以用非常骯髒污穢的詞語罵我們不喜歡的人，罵完後，心情確實可以輕鬆。如同一隻猴子被其他猴子欺負了嗷嗷大叫，叫什麼其實無所謂，主要是爲了表達情感。

我們可以觀察有些人的語言表達，不善於説話或文化水平低一些的人，往往喜歡説一些誇張的判斷詞。就像小孩子看電影電視，往往會説這是好人那是壞人一樣。

當我們明白了語言的這個特點後，再去審視別人和自己的表達時，就會知道哪些是描述，哪些是推論，哪些是判斷，從而知道了哪些是客觀，哪些是含有情感偏見的主觀。這樣，在和別人合作時，就能更好地理解別人的意思。…

這是一本讓我讀後豁然開朗的書，也是近幾年讀過的最有價值的書之一。

參加北京大學高中語文教師高級研修班最大的收獲就是：聽了汪鋒教授的講座 ，看了汪鋒教授推薦的這本書。

試着把書的思路梳理如下：

文字是如何産生的？

語言有什麼功用？

語言是如何影響我們的思想和行動的？…

本書原始版本《行為中的語言》（Language in Action）從許多角度來說都是對於某些危險宣傳的反響，特別諸如希特勒用以成功說服數百萬人那瘋狂而具破壞性的觀點。對於他人和自己的言語，我們必須一貫持有批判態度，那曾是我個人信念，而今如故。這一方面是為了自己好，同時也確保我們能善盡公民職責。希特勒已逝，但倘若我們大多數人較容易受到引發恐懼和種族仇恨的口號驅使，而非人與人之間的和平妥協和相互理解，我們的政治自由仍會受到那些煽動者的詭辯和不擇手段所擺布。

我在一九三八到三九年的冬天寫下油印、線圈裝訂的《行為中的語言》，做為威斯康辛大學英文系新生課程大綱。這本書雖然很快就引起了學術界的興趣，仍然直到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獲選為「每月一書俱樂部」…

學習如何更清晰地思考、更有效率地言語及書寫，並以更深刻的理解去聆聽及閱讀，這些都是語言學習的目標。本書嘗試以現代語意學指向這些傳統的目標，意即，透過了解生物上及語言功能上的術語來詮釋語言在人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且透過了解語言的不同用途來達成前述目標。包括用以說服並控制行為的語言、傳遞訊息的語言、創造並表達社會凝聚力的語言、及詩意並富有想像力的語言。

字詞若不傳達資訊，就無法像廣告上的貨車一樣運送刮鬍泡或蛋糕粉。字詞能讓人上街遊行，也能讓人拿石頭砸向遊行者。於散文中毫無意義的字詞能在詩中傳達巧妙的詩意。對某些人來說簡單而清楚的字詞，對其他人來說或許是令人費解或晦澀的。我們使用字詞來粉飾最污穢的動機和最惡劣的行為，卻也使用字詞來擬定理想和抱負。（我們說出口的字詞是思想的體現，或我們的思想受我們習得的語言系統所決定？）…

江文瑜教授·珍惜生命裡滔滔湧現的「字詞巨瀑」

在寫這篇推薦序的同時，為了更了解這本書的作者早川教授的生平，我上網查詢了他的資料。意想不到的是，竟然看到了一些與台灣時事類似而有趣的巧合。二○一四年三月至四月，台灣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太陽花三一八學生運動，而早川教授在一九六八年擔任舊金山州立學院的代理校長時，該校的罷工活動風起雲湧，學生大力支持並參加此活動，與其他團體共同提出「十五項無可商量的要求」，包括必須設立種族研究課程等，這個學潮也是美國歷史上創下新頁、學生要求停止越戰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中的一個縮影。…

語言與人生：在說與聽之間，語言如何形塑人類思想、引發行動決策和價值判斷？（全新增訂版）

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 Fifth Edition

作者： S. I. 早川, 艾倫．R．早川

譯者： 林佩熹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14/05/01

語言：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每天在臉書大量散布的信息，究竟是「事實」、「推論」還是「判斷」？

為什麼僅僅三十秒的電視廣告就能讓人買下昂貴的名牌包？

語言，讓人為理念走上街頭，也讓人因偏見拿石頭砸向遊行者。…

克里斯蒂娃繼承和發展了弗洛伊德與拉康對於主體及其本源的理論論述。 她說：「我們的符號觀與將弗洛伊德無意識觀考慮進去的主體論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 」［24］（P30）為了將無意識整合進語言理論中，克里斯蒂娃將他們的主體理論發展成自己的過程主體理論。

19 世紀末，弗洛伊德提出了「無意識」（活動於某一時間，而在那一時間內我們又無所知覺的一種歷程活動）概念。 他認為，無意識是一個特殊的精神領域，無意識的過程是一種特殊的精神過程，它不為意識所感知，隱藏於理性主體背後的這種無意識活動常常擾亂主體正常的理性思索。…

「克里斯蒂娃重視語言的固定意義形成之前的所謂的意義生產過程，她試圖通過研究意義生產過程來闡明意義的來源問題，從而實現研究文本符號意義外部空間的可能性。 她認為在構成結構的體系內部存在著被結構隱藏的另一場所，而要想真正弄清意義問題，就必須剖析靜態的符號，從而在傳統靜態的符號內部開辟另一種不同的研究空間，這種空間與符號結構的外部或所謂的他者相關，對意義的產生具有重要作用，是構成語言的一種必不可少的元素。 對這一空間的重視實質上就是重視語言的一些物質性特征，如語音、語調、語氣等，就是重視語言使用的具體語境，就是強調參與說話交流過程的主體。 而這些對於傳統的結構主義語言學來說都是語言的所謂異質性特征。 我們知道， 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只強調語言的內部， 不考慮語言使用的具體的社會歷史環境，不考慮人的主體性。 與此相反，克里斯蒂娃特別重視符號的異質性，認為異質性在決定符號意義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們在進行符號學研究中絕對不能忽視這些異質性因素的決定性意義。…

克里斯蒂娃並不否認結構主義符號學方法在人文社會諸學科發展中的作用，但對其局限之處始終具有清醒的認識。 她認為，在符號學研究過程中，只有動態地把握符號系統，才能超越結構主義思想的局限，從而在「結構」生成和變化、在「結構」與外部關係中辨證地把握符號。 符號實質上是主體的意識或知識借助於能指而形成的一種物質載體，必然與人及其存在的世界密切聯系。 因此，我們在研究符號意義生成的動態性特征的同時，還必須致力於將符號學研究的觸角延伸到人外部世界的各個方面，特別是非語言性社會、歷史和文化，從而建立起一門後結構主義符號學的研究方法——解析符號學。

解析符號學是對結構主義符號學的一種反叛和挑戰。 克里斯蒂娃曾明確指出，「符號的這種解析理論旨在解析自斯多葛派以來以主體和符號為內容的符號學運作基礎，重新確定符號學的方案。 解析符號學——符義分析——決不滿足於笛卡兒式的或知性行為式的對封閉體的描述……它視表意實踐為多元實踐」…

（四）互文性概念的價值

1. 對結構主義符號學的超越其一，克里斯蒂娃注意到決定文本意義的不僅僅是語言系統，還有外部世界這個大文本。 社會與歷史並不是外在於文本的獨立因素或背景，它們本身就是文本，是文本整體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這樣一來，互文性理論就對結構主義者所謂的「文本是一個獨立自足的、離散的語言封閉體」的觀點形成了沖擊。 其二，互文性理論強調現存文本與歷史文本的關聯，而不是像結構主義者那樣排斥歷史，只對文本作共時性研究，換言之，克里斯蒂娃的功績之一在於將歷時因素納入文本符號研究的視野。 其三，結構主義符號學一直認為，符號是由能指和所指構成的，在能指以外存在著一個所謂的先驗所指與能指相對應。 而克里斯蒂娃反對這種觀點，她強調符號意義的非確定性，能指與所指關係的無法確定性，意義應該產生於能指之間的交叉、組合和變換及其釋放出來的無數能指關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