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讀者個體也可以看作一個高度複雜的動態系統，對多模態符號的閱讀理解過程本身也受個體、社會、認知、文化和環境等多因素的影響。 如在識讀魯賓（Robin） 的花瓶圖像（圖4：）時，某人可能第一眼傾向於解讀為「看到了一個置於白色背景的黑色花瓶」，而另一個人則解讀為「黑色背景下的兩張白色面孔」；「圖像閱讀並沒有線性結構的強制要求，即讀者具有主體性選擇，當然即使有個體差異，在特定社會文化群體中，也一定有規律性體驗閱讀路徑」（Gibbons，2021：14：）。 因此，他們又都可以在這兩種解讀之間任意切換，體現了讀者體驗的個體性差異。

圖4：　魯賓的花瓶圖像（吉本斯，2021：35，源自 Rubin， 1958／1915：201）

多模態文學交流是一個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系統，文學構成要素和認知主體要素的多樣性和動態變化性，使文學意義的理解和體悟過程本身也呈現出複雜動態系統特征，多模態符號系統內部諸要素與讀者的多模態感官系統及認知系統之間存在「競爭、互補、對立和適應等多種交錯疊加的互動關係」（曾小燕，2017：35）。

在真實交際活動中，體認的複雜動態性既體現於讀者與文學作品及其環境之間的互動，又存在於讀者個體多種素質和能力的互動，多維互動在多模態文學符號的誘發下呈現出高度的動態性和自組織性。 例如，當讀者翻開多模態小說《書頁之屋》，讀到的開篇之句是「This is not For you」（這不是為你寫的）（Daniele Wski， 2000： ix）。 該句的否定語法結構 「not」和指向故事外讀者的第二人稱代詞「you」，都令讀者感到某種「不適」，該句似乎在實施一種禁止性言語行為，阻止讀者進入小說世界。 這顯然違背小說常規，與讀者固有閱讀體驗及打開小說的閱讀沖動和欲望之間形成直接衝突，令讀者感到「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 事實上，作者是「希望借此激將法誘使讀者深入閱讀」（Gibbons， 2021： 51）。 「失調給人帶來心理不適感，會促使人們努力減少不適，達到協調。」

（Festinger， 1957： 3）當人們的行為和認知發生衝突時，內心急求緩解這種失調的願望便會異常強烈（Gibbons， 2021：53），因此，讀到這句阻止性否定句後，讀者反而往往會做出「認知對抗」（Cognitive reactance）反應，即產生強烈的反抗心理，就會反其道而行之。 可見，常規、語言、讀者的閱讀欲望、心理預期及其個體心理調整適應等多要素聯動，相互作用與制衡。 該句的閱讀理解過程———從體會到符號意義表層上的被排斥，經認知對抗，做出逆反性繼續閱讀行為———充分體現了體認的動態性、複雜性和自組織性，是多種子系統連接互動的結果。 此外，該句單獨構成一頁，位於按照常規應該是獻詞頁的位置，這一空間位置本身又形成了激活文學常規的符號要素，與文學作品的語類結構及其相應的閱讀常規圖式形成聯動關係，直接影響閱讀個體的體驗和認知，以及隨之產生的對抗認知反應。

2　走向多模態體認詩學

綜上所述，「多模態體認觀」拓寬了「語言體認觀」的適用視域。 多模態文學實例表明，語言符號具有認知性、社會性和文化性，多模態符號更是如此；多模態符號的協同、組合、應用更涉及身體體驗和認知加工的循環互動。 多模態文學交流也遵循「現實—認知—符號」這一核心原則，也大量啟用圖形－背景、意象圖式、概念隱喻等體認機制。 因此，我們可以說，體認語言學理論為我們闡釋多模態文學的交流過程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工具。 我們可以通過拓展體認語言學的應用范疇，從多模態符號的體認性出發，闡釋讀者與文學作品之間的互動體驗，推動「多模態體認詩學」研究。 筆者

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首先，拓寬體認語言學的外延。 體認語言學側重從語言生產角度論述體認的作用，闡述「現實—認知—符號」三者之間的關係。 作為揭示語言人本性的體認語言學，理應從語言產生的一般規律出發探討本源問題，但事實上人類用於交際的所有符號都具有體認性特征。

（原題：多模態體認詩學—基於體認語言學的研究；作者趙秀鳳&崔亞霄；原載：外國語文 [雙月刊]；2023 年9 月；第39 卷　第5期；82至92頁；作者單位： 中國石油大學 外國語學院，北京10224：9；關鍵詞：多模態認知詩學；體認語言學；多模態文學；體認詩學；參考文獻略，請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