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娃繼承和發展了弗洛伊德與拉康對於主體及其本源的理論論述。 她說：「我們的符號觀與將弗洛伊德無意識觀考慮進去的主體論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 」［24］（P30）為了將無意識整合進語言理論中，克里斯蒂娃將他們的主體理論發展成自己的過程主體理論。

19 世紀末，弗洛伊德提出了「無意識」（活動於某一時間，而在那一時間內我們又無所知覺的一種歷程活動）概念。 他認為，無意識是一個特殊的精神領域，無意識的過程是一種特殊的精神過程，它不為意識所感知，隱藏於理性主體背後的這種無意識活動常常擾亂主體正常的理性思索。

因此，單純的理性主體認識並不能把握人類主體的全部，這就沖擊了近代認識論「語言主體就是理性主體」的主張。 拉康持有與此大致相同的觀點，他認為，控制人類生存的無意識具有語言的結構，是「他者」的話語；語言先於無意識而存在。 ［25］（P140－144）根據弗洛伊德對主體人格心理結構的分類（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拉康也把他的主體間性，或者說主體與主體、主體與他者的關係分為想像界、 象徵界和現實界三個階段，或三層結構。

克里斯蒂娃強調語言習得中主體身份的建構，並試圖建立關於主體的辨證思維模式，為此提出了兩個重要的概念：「記號」（sign）和「象徵」（symbol），以它們的區別代替拉康的「想像界」與「象徵界」的區別。圍繞著辯證範疇－記號和象徵，她研究過程中的主體。 首先，她認為主體總是分裂成意識主體與無意識主體兩部分，意識主體是一種文化現象，產生於文化、象徵之中；無意識主體源於身體，寄身於自然或記號世界之中。 二者在矛盾中運動，共同促進異質主體的形成。其次，所謂記號是指那些在潛意識中尚未定型、與音樂和節奏相似的東西。 ［16］（P27-28）在這個階段，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衝動有節奏地交替穿越， 沒有被家庭、社會的規範所制約，特別是沒有被規範、邏輯的語言所歸化 ，對這些衝動的 「最初的組織形式是節奏、語調和原初過程 （置換、口誤、壓縮）」［26］（P239）。

語言的產生似乎必須超越記號，進入象徵。 在象徵階段，象徵逆著記號的本能而運作，記號受到象徵的壓抑。 這樣，在還沒有產生意義的前記號階段，要產生意義必須壓抑主體的身體性和物質性，對記號進行物質性反抗，從而使象徵的相對穩定態在記號中形成。 再次，記號與象徵，一個是開放的、具有顛覆性的「非理性」體系，一個是封閉的、自成一體的「理性」體系；一個是原初的「一」，完整的渾然一體，一個是人為的工具，把這個整體切割成任意的碎片，制造出一系列的二元對立。［27］（P51-56）最後，克里斯蒂娃進一步指出，即使到了象徵階段，主體也是不穩定的，同樣處於形成和發展中。 記號總是利用語言的物質性層面實現對象徵的侵入。 克里斯蒂娃認為，在主體最終形成的象徵階段，存在著被壓抑的無言的東西。它們貫穿於主體間的交流結構，保證主體在象徵階段同樣處於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當中。

綜上所述，在符號學領域，克里斯蒂娃的主要貢獻在於超越了索緒爾的靜態結構主義模式，轉向了動態的文本研究， 提出了解析符號學這種後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並把它用於文化和文本的批評實踐，推動了後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的發展。

［22］ 刘文. 异质性：克里斯蒂娃的符号系统和言说主体［J］. 哲学动态，2005，（7）．

［23］ JULIA KRISTEVA. Séméi觝tiké：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C］. Paris：Edition du Seuil，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