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青年的形象青年，是整個社會議論的中心話題之一。在我國如此，全世界也如此；一輩人如此，幾輩人在一起談話也如此。青年問題在社會學中占據著突出的地位。 

二次世界大戰給資本主義世界以摧毀性打擊，榨取剩余價值的罪惡，及其給人類帶來的萬惡後果，被各國人民所憎恨；與此同時，世界出現了一批社會主義國家，興起了社會解放、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新浪潮。到四十年代末，新中國成立，朝氣蓬勃。五十年代的青年處在一心向往社會主義、社會解放的革命高潮之中。五十年代的青年是正統的、虔誠的社會主義者，或社會主義的擁護者。他們有理想、守紀律，聽黨的話，嚴於律己。 …

對於自由撰稿人來說，所謂的“自由”也不過是可以給多家媒體寫作而已，而對於影像工作者來說，所謂的“獨立”也必須依賴於海外資本和民營資本的垂青，所以說，在這份“自由/獨立”的廉價表述下，非體制並非“世外桃源”，並非突圍而出的逃離之路，反而又落網於自由市場即資本的宰制之中。

四、“第六代”電影：意識形態的合謀

2001年2月23日——3月8日在紐約林肯藝術中心舉辦了名為“The urban generation：Chinese cinema in…

對於那些80年代末期剛剛從電影學院畢業的年輕人來說，當他們開始其體制內的電影生涯時，並沒有如同第五代那樣在體制內獲得充分發展的歷史空間。正如王小帥在不同場合下闡釋自己如何走向獨立制作時說，他在分配到福建制片廠之後，發現很難獲得拍片的機會，他並不能向第五代那樣獲得國家對於藝術電影的支持，為了拍“自己的電影”[8]，就只好另謀出路了。最早進行體制外拍片的是張元，隨後是何建軍、王小帥、賈樟柯等人。一般來說，他們都要冒著背負債務的壓力或在極其拮據的情況下拍攝第一部作品[9]，然後，這些作品在國際電影節上出現並獲獎，從而他們就可以擁有充分的資金來繼續自己“獨立”制作的藝術生涯[10]。這些青年一代的作品，即使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也很難進入國外的藝術電影市場，當然，更不可能在國內公映，但是，它們也並非真正掩埋在“地下”，不能公開放映並不意味著沒有其他的觀看渠道，在國內，“地下電影”主要依靠三種渠道放映。…

——關於“地下電影”的文化解析

摘 要：本文試圖對那些參加國際電影節並獲獎但不能在國內電影市場上公開放映的中國電影即“地下電影”進行文化分析。國內關於“地下電影”的論述主要集中於“獨立電影”和“第六代”電影兩套話語修辭中，前者指認著非體制的制作方式以及聚集了對自由/獨立/民間的文化想象，後者則在第五代/第六代的代際敘述中被批評家和青年導演共同建構而出。這樣一種文化現象不僅與90年代中國允許除國家以外的資金介入電影生產有關，而且扣聯著全球化/後冷戰結構中中國作為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界文化地形圖中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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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是旅程裏導遊最愛喊的一句口號，覺得有趣，所以拿它來當這篇文章的標題。

我起初聽到這旅程時，咋聽之下，以為又是一次吃、喝、玩、樂消磨時間的活動；經仔細打聽了解之後，才知道這是校友會花了不少心血精心策劃，並根據“君、臣、佐、使”的藥理所設計出來的一個活動，就毅然報名參加了。

“君”者，當然是參觀草藥園；“臣”者是遊覽蜜柑果園，並實地進餐，所謂“藥食同源”也；“佐”者，指的是晚上去觀賞螢火蟲，把行程帶到高潮面；而“使”，則是配合其他休閑活動，把整個行程無暇地結合起來，真可算是匠心獨具了。…

曾聽過小松和小柏唱的一首歌，歌詞的大意是說星星住在天空，人類住在地球，沙漠擁有綠州,山谷擁有河流；我們應該留下什麽給的孩子？不是高樓大廈，也不是公路煙囪，而是該留一片藍天，一片海洋給孩子。

我也曾經問過自己，我要留什麽給孩子？

留一片藍天，一片沒被汙染的海洋，我認為不是太難。只要世人少點私心，政客少玩一點政治，以人類的智慧和科技，環保工程的成功只是遲早的問題。但是只留一個舒適美好的生活環境給孩子就足夠了嗎？…

如果翻開一本中文的新加坡街道指南，一定會發現我們對街道的有趣分類，這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我國街道命名的特色。

最常看到的“路”，是英文road的直譯。新加坡的街道裏“路”的出現也最多，大家不妨略算一下（Mighty Minds 2013版），我國大大小小的路，連那些沒有Road字但也被譯為路的，以及把Link也譯做“連路”的一共有1160條左右；接著則應該輪到那571條“惹蘭”了。“惹蘭”是馬來語Jalan的慣用音譯，同樣是道路的意思。

Boulevard…

大年初一忽然心血來潮想吃沙爹，孩子提議到武吉智馬“張振南路”的馬來餐廳解饞。其實沙爹天天都可以吃，過年吃沙爹只不過是懷舊心情所使然。

記得四、五十年前，每年春節的時候，組屋樓下總有一個挑著擔子的馬來沙爹小販出現。我們姐弟妹三人就乘著大人們不知在談些什麽的時候下樓放鞭炮，順便吃沙爹。一串沙爹一角錢，每人兩串再加一個椰葉飯團“粿都拔”，就圍蹲著攤子，一串分三口，蘸著黃梨花生沙爹醬大快朵頤。吃每一口前還要先來幾片不另收費的黃瓜蘸醬來吃，才算物有所值！那沙爹是什麽味道當然已忘得一幹二凈，不過那種情景至今還深深地留在腦裏，歷歷在目。

從馬來餐館出來乘機在四處溜達一下，忽然覺得好像迷失在六條排成“目”字型的香蕉羅弄小巷裏。六條巷子的名字都以Lorong Pisang 開首，還好沒辜負國語老師心血，我還識得Pisang…

在《天龍八部》中，康敏是借著一封信來展開她的陰謀的。依拉康所論，信，在其比喻意義上指的就是一種“既在又不在那個地方”的語言力量。它具有一種結構化的權力，為人物（主體）設計或說準備著他（她）在文化秩序中的位置。那麼，作為凝聚著一種文化秩序的象征性符碼，“信”的意義就決非尋常了。一封信，“如果置放在歷史進程中，就屬於歷史鏈條上的一個環節，這個環節能承上啟下地發揮自身的作用。所以，信的權力只有當其是歷史的權力的顯現，或這種權力的寓言式顯現時，才有充足的存在理由的。”[9]由此看來，康敏手中的這封信同樣也是非同小可的——它所記載的正是一種蕭峰的身世之謎，指向的是以宗法意識為背景的整個道德規範和禮制體系。康敏正是因為對“信”中的這種強大的文化力量的利用，才富有意味的將蕭峰玩乎於掌股之間。這就可以使我們象拉康似的認識到，蕭峰，這個“無所不能”的英雄，其出場角色同樣也是被一種象征文化秩序的語言力量所規定的。[10]…

摘要：蕭峰混雜迷亂的身世和尷尬慘烈的命運，抹去了塗在蕭峰式的孤獨而自由的抗爭者身上的光環，折射出了一種沈潛在現代性歷史進程中的無意識焦慮。在這個意義上，蕭峰作為一個歷史的無意識鏡像，喻示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烏托邦沖動和這種沖動不斷遭到拆解的現實境遇。 …

有意思的是，這種象征禁忌的極端形式，就是媒介文化對“純美”、“唯美”的訴求和追逐。小康召喚體制下的社會圖景，總是和一種品味、韻味的過渡想象聯系在一起。從張藝謀的《英雄》、《十面埋伏》、陳凱歌的《無極》直到今天馮小剛的《夜宴》，這種極美的烏托邦訴求，正顯得日益明顯。本來是屬於大眾文化形式的“電影”、“大片”，今天卻成為高高在上的“唯美”之神。過去的反精英主義的大眾藝術家，今天卻蛻變成了帶有更強烈的掩飾性和虛幻性的“新精英分子”。

簡單地說，這種大眾文化的象征禁忌一方面體現為不違背體制規範；一方面體現為魅力化。…

1250年前後是西方世界經濟體系與世界知識體系的起點，也是西方的中國形象的起點。將西方的中國形象的起點確定在1250年前後，　不僅確定了西方的中國形象的起點，還假設了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意義。…

“孔夫子的中國”是一種充分理想化、思想化的中國形象。“孔夫子的中國”是表現特定觀念價值的中國形象，三個不同階段，有不同層次上的象征意義。首先是傳教士的神學期望。不論是相信漢語作為普世語言，還是相信先秦典籍隱含著舊約奧義，其中都寄托著普世基督教理想，對基督教傳教事業與現代世界經濟體系，同樣重要。其次是神學家與哲學家共同期望的自然神學意義。17世紀是混亂而深刻、痛苦而偉大的宗教世紀。宗教改革與戰爭使歐洲社會分崩離析，理智的神學家與哲學家都試圖以理性主義的自然神學超越宗教紛爭，引導社會與觀念走向和諧與幸福。正是在這種文化語境中，“孔夫子的中國”，成為理性、寬容、溫厚、仁愛的自然神學的智慧故鄉。最後是哲學家主張的自然哲學與開明君主的意義。孔夫子的哲學塑造了一種“異教的美德”，信仰自由、道德淳樸、政治清明，成就了這個世界上最優秀的文明。…

對近代歐洲文化來說，發現中國不是發現一片土地或發財與傳教的機會，而是發現了一種獨特而優越的文明。西方現代多元文化體系的核心，是西方文化構築的一整套帶有某種虛幻的統一性的世界觀念與西方現代性自我意識。出現在西方現代性“他者化”的東方想象中的大中華帝國形象，光彩奪目，其制度文物不僅優越於西方，甚至也優越於世界其他文明。這一形象類型，最早見於葡萄牙冒險家有關中國的報道中。報道者或者到過中國、或者在東南亞某地接觸過中國移民或海商；他們的身份有使節、商人、軍人、傳教士，他們在中國的經歷有長有短，見識有多有少，但他們關註的“中國內容”，卻基本相同：諸如疆土遼闊，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經濟發達，政治有序，司法公平，社會穩定，道德淳樸，文化優雅，歷史悠久，發明過印刷與造紙、火藥，甚至大炮………

中國形象可能成為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精神的表達式，也正是這種萌芽中的資本主義精神，結構了最初的中國形象的象征意義。通過這種象征，西方文化不僅能夠審視、體認自身，而且能夠將本土文化無意識深處某些微妙隱曲的感受、想象、欲望與恐懼表現出來。在跨文化研究框架內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我們從什麽角度提出問題，在什麽深度上分析問題。我們從形象學的角度提出問題，研究形象的構成與意義、形象的類型化特征；我們在西方現代性的深度上分析問題，討論中國形象的生成在西方現代文化中的功能。就後一點而言，我們的研究關註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中世紀晚期西方人在什麽觀念視野下塑造中國形象；二是這種形象一旦形成，將如何改變西方中世紀晚期的社會生活，啟發了西方現代文化。中國形象不能說是文藝覆興、資本主義產生、西方進入現代的決定性的必然原因，但至少是諸種原因之一。沒有對東方異域與西方古典的發現，沒有世俗熱情與新教精神，西方現代性精神是不可能出現的。…

摘要 中國形象曾經作為西方現代文化烏托邦精神的象征，參與構築西方現代性經驗。中國形象進入西方現代文化，先後出現了“大汗的大陸”、“大中華帝國”、“孔夫子的中國”三種形象類型，經歷了器物、制度、思想三個階段。馬可·波羅時代強調的是物質上富強的中國形象，門多薩時代強調的是制度上完善的中國形象，伏爾泰時代強調的則是一個思想上具有深刻啟蒙意義的中國形象。在西方現代性經驗縱深研究中國形象，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現代性是個跨文化空間生成的概念，正如中國現代性離不開西方的啟蒙，西方現代性中也有中國靈感。 …

搜集富有哲學意味的字，一向是我生活中的一個嗜好，經常為一個字的發現頓狂喜，“趣”便是個令我為之狂喜的字，我喜愛它到極點，更感謝造字祖先的巧思。 

我經常向朋友畫一個簡單的圖，表示人生的過程或旅程，由生到死像是在幾何圖上一畫而過。 

生命就是這樣簡單的一條拋物線，輕輕畫過。也可說生命就是這麽樣地走過。 

在生命的過程中，“趣”乃是在“走”的過程中，乘興而“取”的東西。“走”進書店，“取”下那麽多書中的一本，那一本一定是你感興“趣”的。在一個時刻裏，你有那麽多的選擇，當你決定選取一個目標時，那一定是你感興趣的。…

讀傳記有何目的？為了尋找樂趣。

翻開一頁，讀到：查·達爾文急急忙忙用右拳心捏住一只罕見的甲蟲，左手捏著另一只，突然又發現了第三只，也屬於非要不可的標本，怎麽辦！剎那間，他把手中一只甲蟲塞進嘴裏，伸手去捉那第三只。關在口中的甲蟲不喜歡挨禁閉，噴出一股酸液直灌查理斯的咽喉。他一陣猛咳，三只小生命全部放行。可笑嗎？ 



翻到另一頁，見到了年輕的邁克爾·蒲萍①。他站在移民局官員面前，宣稱他有三個美國朋友。官員問：“誰？”小夥子堅定地回答：“本傑明·富蘭克林、亞伯拉罕·林肯、哈里特·比徹·斯陀②。”可笑嗎？ 



還有：拉爾夫·華爾多·愛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