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位很有教養的友人告訴我，他從中學開始就討厭歷史，不知為什麽要記住那些年代，要知道那些遙遠往古的史事。這位友人的疑問，其實也困惑許多人，即使未必是大多數人。

歷史這一門學科，對於一般人言之，只是考試時必須過的一道關卡。對於另一些人，歷史只是掌故與故事，可以作為談助的資料。甚至熟知以史為鑒的知識分子，也往往未必能明白"以史為鑒"一詞的具體意義。因為過去與現在，終究有太多的差異，如何以過去為鑒，仍是相當模糊的觀念。

撇開自然歷史不談，人類的歷史是人類過去經歷的整體。我們日常語言中所稱的史事，其實都不過是這個整體歷史中的一些枝節片段。枝節與片段並不能孤立，在時序上，每一個片段都有前面無數的因，後面無窮的果。在空間上，每一枝節也有旁延的牽絆與關聯，很難將一件史事完全與其他相關的事件切開。正由於人類的整體經歷如此的覆雜，始有歷史這一個學科，致力於厘清錯綜的時空關系。

同時，也正因為歷史整體的不可分割性，如何分割可以處理的史事單位，即是永遠聚訟的難題。由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橫看成嶺側成峰，一件史事必然呈現不同的面貌。於是，即使已經整理相當程度清楚的某一史事，由於討論的角度已改變，前人認為已清楚的史事，又必須由另一史學工作者加以新的解釋。

因此中外工作者永遠面臨兩難的情勢，一方面他必須盡可能就手頭能掌握的資料（所謂史料），整理出一些頭緒；另一方面，他也明白，他既不能在時空兩界作無窮的伸展，以求周全，他也不能預知下一個史學工作者將會從哪一個角度來再度審查這一件史事的範圍及變化過程。史學工作者至多只能做到，到目前史料所及的範圍內，以自己最大的努力，誠實的揭去誤解與偏見，盡可能從自己提問題的角度，不偏不倚，重建史事發展的輪廓。他的工作，留待未來的史學工作者，在這一基礎上，作更進一步的重建，也留待未來無數代的史學工作者，各就其時代當問的問題，提出一套又一套的闡釋。史學的範疇內，沒有永遠不能更改的定論，更沒有已經完成的工作，這是史學工作者悲觀的命運。但是，史學永遠有翻陳出新的機會，則又是樂觀的命運了。

由於每一世代都有不同的註目焦點，史料的定義也繼續不斷擴大內容。在古代，也許只有檔案是史料，以記錄典章制度及政治與宗教的大事。在今天，考古的實物、民間的傳說、醫藥與疾病的紀錄、文學與藝術的主題與作風，無不可以取來作為史料，觀察古人的心態與生活。至於人口資料、戶口記錄、土地契約、商務合同之類，無非檔案的延長，自然理所當然的列為史料。從這些擴大的史料範圍，史事的項目也相應擴大。

今日史學的內容，已不限於國家大事，更不是只註意到社會上層，史學研究的項目包括社會各階層、生活各方面，例如疾病對某一時空的歷史，產生如何的影響。又如，某種群眾的心態，如何形之於當世的風氣。凡此種種新的歷史焦點，不幸還未能為一般人了解。因此史學工作者當有責任，向社會解釋自己專業的確實內容，社會大眾也分享專業研究的成果。

至於歷史的功能，自然不能只是為了好奇的談助，也不能只為了參考前例故實。從狹義的功能說，每一類資料，經過整理分析，便可為社會科學相關的一些學科，提供有時序深度的素材，使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不致只從當世人群搜集研究的基本資料，庶幾建構更周密的理論。從廣義的角度來說，歷史固然不會如重放舊電影一般的重現，從人類在歷史上累積的經歷中，人類黨政軍是可以提擷對人類整體更清晰的了解，從而對於自己也更有自知之明。尤其"知道自己"這一點，才是"以史為鑒"的真義。

作為個人，沒有人在患健忘癥之後，還能清楚理性的處理日常事務？作為整體的人群，卻往往以只是活在今天，何必知道過去？歷史的知識，即是治療集體健忘癥的藥方。舉一個例子，日本人自詡為世界上最純種的民族。但是，如果知道了過去至少有過五次移民潮從大陸及南方移入日本，"純種"之說即成為神話了。又如，中國人習慣自稱炎黃子孫，甚至只奉黃帝為始祖。但是，如果知道中國由新石器時代開始，即不斷有民族的融合與文化的擴張與交換，炎黃後裔的說法，即屬自設太狹窄的限制了。又如，如果大家記得，歷史上漢族曾經不斷移民來台，則將"台灣人"的定義由1949年為劃分的界線，也未必有可信的理由。

一個有過嚴格訓練的史學工作者，限於個人的精力，勢須選取勞務分工後的某一領域，以為自己工作的園地。他可能在整理史料方面盡力，他也可能致力於重建某一系列的史事，他可能是某一斷代的專家，他也可能是某一專題的專家。然而，即使人數不會多，總還有一些史學工作者選擇了綜合性的工作，嘗試提出宏觀的解釋，這是"史識"的運用。然而史識並不是綜合者的專利，不論一個史學工作者選擇哪一項專業，他有意無意之間，總會有一定的"史識"，作為他取舍史料，界定史事，及解釋歷史的依據。不幸許多史學工作者並不嚴格檢查自己的"史識"，遂致歷史學界本身往往缺少自覺性的合作。因此這是史學工作者都應當時時警惕的缺陷，不能只是責備社會大眾誤解歷史了。

北大史學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