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些作家，故鄉只屬於自己的童年；它是自己生命的巢，生命在那裏誕生；一旦長大後羽毛豐滿，它就遠走高飛。但我卻不然，我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家鄉。我太熟悉一次次從天南海北、甚至遠涉重洋旅行歸來而返回故土的那種感覺了。只要在高速路上看到"天津"的路牌，或者聽到航空小姐說出它的名子。心中便充溢著一種踏實，一種溫情，一種徹底的放松。

我喜歡在夜間回家，遠遠看到家中亮著燈的窗子，一點點愈來愈近。一次一位生活雜誌的記者要我為"家庭"下一個定義。我馬上想到這個亮燈的窗子，柔和的光從紗簾中透出，靜謐而安詳。我不禁說："家庭是世界上惟一可以不設防的地方。"

我的故鄉給了我的一切。…

當你和一位作家過從甚密，便會產生一種擔心——這家夥會不會哪一天把你寫進小說?

你的擔心極有道理。作家能夠真正寫活、寫得入木三分的人，恰恰都是與他貼近的人。即使虛構的人物，也常常從熟悉的人的身上"借用"一些情節和細節。借用太多便會"酷似"某某人。這就免不了招來麻煩。最典型的例子是，契訶夫在《跳來跳去的女人》中惹惱了他的好友列維坦；左拉在《傑作》中深深傷害了他一生的摯友塞尚。這兩個例子有個特別的相同之處，就是被無辜遭到"侵犯"的皆為畫家；但不同的是，事後契訶夫與列維坦重歸於好，左拉與塞尚卻終生絕交，至死不再見面。

從作家角度說，這真是沒辦法的事。因為在他朋友身上發生的事實在太誘惑了。可是誰去體驗一下畫家們內心深處那種難言的痛苦呢?比如塞尚。…

一

倘若你生長在故鄉，那份鄉情鄉戀牽腸掛肚自不必說；倘若它只是你長輩的故土，你卻出生在異地他鄉，你對它的印象與情感都是從長輩那裏間接獲得的，這故鄉對你又是怎樣一種感覺?

數年前，我應邀與幾位作家南下訪遊古跡名城，依主人安排，途經寧波一日。車子一入寧波，大家還在嘻哈交談，我卻默然不語，臉貼車窗，使勁張望著外邊景物，急於想抓住什麽，好跟心裏的故鄉勾掛一起。此時我才發現心裏的故鄉原是空空的。我對自己產生懷疑，面對祖父與父親的出生地，為何毫無感應?

但它原先只是我一個符號——籍貫啊。…

那個暑假，天剛擦黑，晚飯吃了一半，我的心就飛出去了。因為我又聽到歪兒那尖細的召喚聲："來玩踢罐電報呀——"

"踢罐電報"是那時男孩子們最喜歡的遊戲。它不單需要快速、機敏，還帶著挺刺激的冒險滋味。它的玩法又簡單易學，誰都可以參加。先是在街中央用白粉粗粗畫一個圈兒，將一個空洋鐵罐兒擺在圈裏，然後大家聚攏一起"手心手背"分批淘汰，最後剩下一個人坐莊。坐莊可不易，他必須極快地把夥伴們踢得遠遠的罐兒拾回來，放到原處，再去捉住一個乘機躲藏的孩子頂替他，才能下莊；可是就在他四處去捉住那些藏身的孩子時，冷不防從什麽地方會躥出一人，"啪"地將罐兒叮裏當啷踢得老遠，倒黴，又得重新開始……一邊要捉人，一邊還得防備罐兒再次被踢跑，這真是個苦差事，然而最苦的還要算是歪兒!…

我那小閣樓的後墻外，居高臨下是一條又長又深的胡同，我稱它為貓胡同。每日夜半，這裏是貓兒們無法無天的世界。它們戲耍、求偶、追逐、打架，叫得厲害時有如小孩扯著嗓子號哭。吵得人無法入睡時，便常有人推開窗大吼一聲"去——"，或者扔塊石頭瓦片轟趕它們。我在忍無可忍時也這樣怒氣沖沖幹過不少次，每每把它們趕跑，靜不多時，它們又換個什麽地方接著鬧，通宵不絕。為了逃避這群討厭的家夥，我真想換房子搬家。奇怪，哪來這麽多貓，為什麽偏偏都跑到這胡同裏來聚會鬧事?

一天，我到一位朋友家去串門聊天。他養貓，而且視貓如命。

我說："我挺討厭貓的。"…

爺爺的後院雖小，它除去堆放雜物，很少人去，裏邊的花木從不修剪，快長瘋了!枝葉糾纏，陰影深濃，卻是鳥兒、蝶兒、蟲兒們生存和嬉戲的一片樂土，也是我兒時的樂園。我喜歡從那爬滿青苔的濕漉漉的大樹幹上，取下一只又輕又薄的蟬衣，從土裏挖出筷子粗肥大的蚯蚓，把團團飛舞的小蜢蟲趕到蜘蛛網上去。那沈甸甸壓彎枝條的海棠果，個個都比市場買來的大。這裏，最壯觀的要數爺爺窗檐下的馬蜂窩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蓮蓬，無數金黃色的馬蜂爬進爬出，飛來飛去，不知忙些什麽，大概總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爺爺不敢開窗子，怕它們中間哪個冒失鬼一頭闖進屋來。

"真該死，屋子連透透氣兒也不能，哪天請人來把這馬蜂窩捅下來!"奶奶總為這個馬蜂窩生氣。

"不行，要蜇死人的!"爺爺說。…

本文為作者參加第九屆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見聞，以筆記體的形式對放映的作品進行點評。

10月10日, 臺北，

雙十節。



忽明忽暗的天氣。總統府前上演著團體表演。制服，便衣，黃色警戒線，到底都是一樣。圍欄外巴望的大群看客，旗幟飛舞的機車隊伍，一個將青天白日滿地紅踩在腳下，渾身上下洋溢著青春能量、神情篤定的青年。不遠處的街區，菜場，小商販，熙攘卻寧靜。…

——羅丹的私人化雕塑

我第一次接觸到羅丹的原作是在中國。時間為1992年。把羅丹的作品搬到東方文明的古國來展出，一時驚動了世界。前往中國美術館的參觀者人山人海，好像去看羅丹本人。我懷著景仰之情擠在人群裏，伸頭探頸去搜尋羅丹的每件傳世名作。可是，這"第一次接觸"給我的印象卻十分意外。它真正震撼我的並不是那些舉世皆知的名作《思想者》《巴爾紮克》《行走的人》和《加萊市民》等等，而是一件潔白而透明的大理石雙人小像——《吻》。…

自少女時期便成為日本最受觀眾喜愛的電影演員之一的原節子，於1963年在小津安二郎去世數月後退出影壇。這一年她43歲，曾在小津的六部影片中扮演了令人難忘的角色。自此，原節子完全遠離於公眾視線，在東京郊外的鐮倉深居簡出，拒絕接受一切采訪或拍照。如此嘉寶式的隱居生活（葛麗泰·嘉寶在息影後隱居了50年）不免令原節子的生活浸染了濃烈的神秘色彩，而這也一直持續至去年9月原節子去世之時——她的家人在葬禮後的兩個月中一直保守著這一“秘密”。就在原節子去世消息傳出的那一周，位於東京銀座的東劇電影院（Togeki Theater）恰巧放映了小津安二郎的修復版影片，影院前廳掛有一張巨大的原節子劇照。這張至今已有六十二年歷史的照片（出自於小津安二郎1953年的影片《東京物語》）足以觸動我們的悲傷和懷念之情。…

“當代中國人的一生”（To Live in China）是一項獨立電影放映項目，由張獻民、左靖策劃，2011年四月份在廣東時代美術館舉辦，九月份來到北京的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

在人群聚集的高中校門口前，一輛全身紅色像是沒有駕駛的神秘大卡車挑性地駛過，所有人四處逃竄，留下女主角一人，名為“歐洲”（Europe）的北非裔少女。

歐洲尾隨其後到一塊空地上，大卡車繞著她打轉後在遠處停下，車門打開誘惑著她。

涉獵小說和劇場的電影導演克里斯托弗·奧諾雷（Christophe Honoré）在新作《變形記》（Métamorphoses）中，改編西元前一世紀的希臘神話同名小說，將小說中眾神與凡人的情欲追逐，置放到當代法國的時空背景下。…

李競雄出生於1987年，2013年畢業於南京藝術學院，獲碩士學位，現工作生活於南京。作為成長於中國本土、卻很自然的具有全球意識的年輕一代，自2014年在空白空間的首個個展“LeJX”到最近的“BEAST 54”，李競雄以帶有絕對主義色彩的實踐態度和行動力，積極推進著自己的工作。對這樣的藝術家而言，毫不偽飾的欲望與野心或許正是一種內在的驅動力。展覽持續到4月11日。

李競雄，“BEAST 54”展覽現場，2015.

新展的題目“BEAST…

劉雨佳2004年畢業四川美術學院設計藝術系（BA），2009年獲倫敦藝術大學傳媒學院碩士學位（MA），現工作生活於北京。本文中，藝術家詳述了此次北京唐人當代藝術中心個展“眩暈”及其背後理念，並從影像效應，影像時間與真實時間的關系，以及物與空間在電影中的輔助角色如何通過剪輯與重組轉而完成新的影像敘事幾個不同側面，探討了她一直以來的關註重心。展覽將持續到4月30日。

劉雨佳，《第三人》，2014，單屏影像，黑白有聲，時長9分42秒.…

《電影》，阿蘭・巴迪歐；編輯：Antoine de Baecque，翻譯：Susan Spitzer。莫爾登，馬塞諸塞州：Polity出版社，2013年。共280頁。《劇場狂想曲》，阿蘭・巴迪歐；編輯／翻譯：Bruno Bosteels。紐約：Verso出版社，2013年。共192頁。《感知：來自藝術美學體制的若幹場景》，雅克・朗西埃；翻譯：Zakir Paul。紐約：Verso出版社，2013年。共288頁。

阿蘭・巴迪歐把哲學與藝術的關系比作雅克・拉康精神分析中主人與歇斯底裏癥患者之間的關系。歇斯底裏癥患者渴望一位主人向她解釋她是誰，並將她未經處理過的真理變成能夠傳播的知識形式。但歇斯底裏癥患者－或藝術－無論得到什麽樣的解釋，都永遠不會感到滿足。哲學給出的答案總是沒說到點子上或不夠充分，如此一來，他作為主人的地位最終將受到質疑。…

曾吳（Wu Tsang）的裝置、行為表演、雕塑和錄像在紀實、虛構和行動主義間轉換得遊刃有余。她2012年的影片《野性》（Wildness）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首映，她的作品也曾在2012年惠特尼雙年展、第二屆新美術館三年展“不受控”上展出。本文中，這位現居洛杉磯的藝術家介紹了她近期在香港Spring Workshop展覽中最為重要的新錄像裝置作品——《對聯/對練》。展覽將持續至2016年5月22日。

吳曾，《對聯/對練》，2016，HD錄像，彩色有聲，時長30分鐘. Spring Workshop展覽現場，香港，2016. 攝影：…

米古爾•戈麥斯 -《一千零一夜》

從 佩德羅·科斯塔（Pedro Costa）的 《馬錢》（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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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朦朧的夜幕降臨，在鴨子石山嘴的公路下方，一間用樹幹和泥土築造的小木屋，終於出現在了我的眼前。在杳無人煙的高山之巔，能碰上一間小木屋，一種與世隔絕後就要見到同類的親近感，像一股暖流立刻湧遍了我的周身。鴨子石海拔2500多米。客棧坐北朝南矗立在山嘴上的大路邊。因山嘴邊有個突兀的巨石，很像一個張開的鴨嘴，鴨子石因此得名。這個高山客店是大九湖農場與林區政府聯系紐帶上的一個高山驛站。走近客棧的門口，天還沒有完全黑。客棧的主人侯世春大伯正借助火籠裏熊熊火焰在忙著活兒。我站在門口，用不高不低的嗓音沖他叫道：“餵！侯伯伯！侯伯伯！”

　　“這是誰呀？”侯世春警醒過來，大聲地問著。

　　“是我。”我回答著，“六年前，我在你這兒住過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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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元月4日傍晚，我正在寢室裏聚精會神地研究鋪在床上的一張神農架地圖。外邊響起了敲門聲，打開門，立在寢室門口的，是像一座鐵塔似的工人考察隊員袁裕豪。臉面黝黑，身高190厘米的袁裕豪看見我，沒有朝寢室裏邁腳，就對我說道：“黎國華，你這時有沒有時間？”“有時間呀，你進來坐吧。”我說。“不進來坐了，劉民壯教授在林區招待所204號房間，他和李孜想找你去錄一下音，大概是關於你和周鴻尤在天蔥嶺發現野人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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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百廢待興的祖國，在呼喚每一個誌士仁人，要關心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上海的宗福先的話劇《於無聲處》，在人民已被扭曲的靈魂深處爆出了一聲驚雷。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喚起了人們對早已被遺忘的科學家陳景潤的崇敬。郭沫若在《科學的春天》中疾呼：“既異想天開，又實事求是，這是科學工作者特有的風格，讓我們在無窮的宇宙中去探索無窮的真理吧。”這一切都與我生命的激情碰撞出了火花。

　　1977年，在國家恢復高考制度的第一年，為了把“文化大革命”耽誤的青春趕回來，這一年我也參加了高考。後來，我雖然收到了一份由華中師範學院鄖陽分院寄來的入學通知書，但面對上大學與追蹤野人的選擇，我放棄了能帶薪上大學的機會。為了我喜愛的野人探索，我選擇了走自學成才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