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少女時期便成為日本最受觀眾喜愛的電影演員之一的原節子，於1963年在小津安二郎去世數月後退出影壇。這一年她43歲，曾在小津的六部影片中扮演了令人難忘的角色。自此，原節子完全遠離於公眾視線，在東京郊外的鐮倉深居簡出，拒絕接受一切采訪或拍照。如此嘉寶式的隱居生活（葛麗泰·嘉寶在息影後隱居了50年）不免令原節子的生活浸染了濃烈的神秘色彩，而這也一直持續至去年9月原節子去世之時——她的家人在葬禮後的兩個月中一直保守著這一“秘密”。就在原節子去世消息傳出的那一周，位於東京銀座的東劇電影院（Togeki Theater）恰巧放映了小津安二郎的修復版影片，影院前廳掛有一張巨大的原節子劇照。這張至今已有六十二年歷史的照片（出自於小津安二郎1953年的影片《東京物語》）足以觸動我們的悲傷和懷念之情。

小津安二郎，《東京物語》，1953，35毫米膠片，黑白有聲，時長136分鐘. 平山紀子（原節子飾）.

大部分日本三十年代的電影都已在盟軍對東京的轟炸中化為烏有。不過，原節子早期出演的一部影片卻奇跡般地從中“生還”。在山中貞雄的傑作《河內山宗俊》（1936）裏，原節子扮演了一位總是因弟弟的遊手好閑而憂心忡忡的少女攤主小浪。顯然，山中貞雄選中原節子出演該片，並非僅僅因為原節子當時處於十六歲的妙齡（她看起來要成熟得多）。山中貞雄在原節子身上看到了一種自然主義風格的表演方式，這種風格跳脫了當時占據了時代劇主流的歌舞伎式表現手法。一年後，原節子在一部當時曾引起極大反響的日本與德國合拍影片中，扮演了一位被從納粹德國歸來的未婚夫拋棄的年輕女性。在這之後，原節子又出演了幾部戰時宣傳性影片。這些影片均被用來響應日本軍管政府對自我犧牲和舍己成人的武士道精神的鼓吹。

原節子對於采訪（即使是在她的事業鼎盛期）的排斥，使旁人無法確定她對於這些被要求扮演的角色有著怎樣的看法。不過，戰後她在小津安二郎和成瀨巳喜男的影片中的出色表演——幾乎總是扮演未婚的女兒、寡婦或悶悶不樂的妻子，將情緒上的痛苦和失落內化於心——則強烈勾勒出原節子的個人生活和情感與她在熒幕上所扮演的形象之間的相似性。和小津一樣，原節子一生未婚。她在尚年輕時宣布息影，並在此後選擇獨居。她被無數影迷稱為“永恒的處女”，這或許因為她從未傳出過任何戀情，或許因為她在小津安二郎的《晚春》（1949）中所扮演的為照顧鰥居的父親而不願結婚或遷出的紀子的形象太過深入人心。

小津安二郎，《晚春》，1949，35毫米膠片，黑白有聲，時長108分鐘. 曾宮紀子（原節子飾）.

原節子本名會田昌江（Aida Masae），出生在橫濱一個有著八個子女的家庭。1935年，15歲的原節子通過家族關系（她的姐姐嫁給了當時的日活雇員、左翼導演熊谷久虎）獲得了日活株式會社的表演合同。我們永遠無法知曉原節子在少女時期所懷揣的抱負，不過她顯然對日本電影中由山田五十鈴、田中絹代等演員所扮演那些對社會、道德、經濟強加於女性的約束和限制做出了公然抗爭的女性角色並不陌生。日本著名電影評論家佐藤忠男曾指出，原節子在戰後影片中的形象反映了當時普遍存在於日本民眾間的隱忍掙紮之狀態——他們極盡全力地試圖在美國占領時期對傳統價值和“現代性”做到調和兼顧的平衡。

在小津安二郎和成瀨巳喜男形式化的通俗劇中，原節子“以微笑面對不幸”的形象隱約暗示了日本社會中潛在的社會壓力。而比這兩位電影人稍稍年輕一些的黑澤明，則將通俗劇推至成熟——由原節子出演的其兩部影片對戰後生活的種種壓力和矛盾作出了更為明晰的審視。在《我對青春無悔》（1946）中，原節子塑造了自信而獨立的三十年代中產階級女性幸枝的形象。她的父親，一位鼓吹自由主義的教授，因反戰觀點而遭抨擊。幸枝對一名反戰活躍分子產生了炙烈的情感，後者在拘留過程中離世。進入和平年代，幸枝決定忠於個人意願地從事農村文化運動，最終擔負起照顧已故愛人農民雙親的重擔。在影片《白癡》（1951）中，黑澤明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置於戰後的北海道，由原節子扮演的妙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娜斯塔西婭）自青春期便已成為男人的情婦，但她拒絕為自己的過去羞愧，並蔑視那些認為可以用金錢買她為妻的追求者。這兩個自信而張揚、帶有女權主義色彩的角色是原節子一貫緘默形象的對立面，它們隱約點亮了所謂的“永恒的處女”背後不為大眾所熟知的領地。透過這些角色，我們對原節子在日本和在世界範圍內所受到的推崇更加心領神會。

托尼·雷恩斯（Tony Rayns），電影導演、評論家、電影節策劃者，現工作並生活於倫敦。

— 文/ 托尼·雷恩斯（Tony Rayns）；譯/鐘若含

(收藏自 2016.02.26 《藝術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