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人的一生”（To Live in China）是一項獨立電影放映項目，由張獻民、左靖策劃，2011年四月份在廣東時代美術館舉辦，九月份來到北京的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十月份走入西南交通大學當代藝術研究中心。其中加盟的藝術空間還有成都的千高原藝術空間，重慶的器空間，四川美術學院新媒體藝術中心以及深圳的OCT當代藝術中心。這是一項類似巡展的循環展映項目。包括二十四部內地獨立電影作品，有劇情片與紀錄片，影片的制作時間跨度近二十年，遠至1992，近至2009，以本世紀前十年為主。地域上南至福建北至黑龍江。關於展映主題“當代中國人的一生”，策劃者之一的張獻民在策展前言中做過簡單的詮釋：“我試圖把人的生活史劃分為通俗的幾段，以每一段為題，組織一些作品，把那個社會構架，個人歷練，公共話語表現出來。” 按照人生的不同階段，策劃者選擇了各個階段對應的作品。由此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看和討論的線索。

張同道，《小人國》，2009，劇照，82分鐘，紀錄片，片中人物遲亦洋.

2011年十月，在伊比利亞結束的放映中，工作人員講述了排片的思路，按照最簡單的時間劃分，從童年開始，到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直至死亡。所以開幕片為講述幼兒園生活的《小人國》。本片曾在2009年於全國公映過。這部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同道的作品曾被教育專家作為研究範本進行討論。在遠離塵囂的兒童世界裏，從春到冬，四歲的女孩陳辰都在校門口等待一個男孩。如此幼小的孩子有著這樣一份純粹專註的情感，令很多成年觀眾為之動容，也令不少研究過本片的教育專家感到訝異。張同道就是描摹了這樣一個有別於成人世界的樂園。他的攝影機也有意剔除了幼兒園外的任何幹擾，使得這裏更像一個“非人間”的國度。影片純凈溫馨的氣質為這一浩大的放映項目拉開了光明的一角，而這也是所有的片目中少有的溫和的一部。但片中兒童的表現，卻令作品本身的“中國人”特征並不明顯。因為這是一個有意避免大人介入的“國度”。而拍攝小學生選舉的《請投我一票》（陳為軍，2007）則令小主人公們身上的中國人特色濃厚許多。武漢某小學三個小朋友競選班長，在這一過程中，同學和家長的卷入令一切微妙復雜起來。從脖子上系上紅領巾的那一刻，小人國就關上了大門。短暫純凈的童年時光戛然而止，孩子迅速長大。

“在我38年的生涯裏，我覺得我體會最深的、最苦的就是高三一年，我估計到我死的時候，我都會說，我人生最苦的就是高三一年。”這是福建武平一中的老師，高考前動員時對臺下學生們的一番講話，也是紀錄片《高三》（周浩，2005）裏很平常的一幕。整部影片，都籠罩在這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氣氛中。雖然，在“當代中國人的一生”放映項目中，周浩這部作品被劃分為 “少年”階段，但本片所滲透出來的強烈的壓抑焦灼感，也正是當下中國全社會的一個精妙寫照。它所產生的共鳴性，也為其贏得了很多觀眾。

當這些被全社會寄托了全部希望的少年們拼入大學後，四年結束時，大部分面臨的可能是優越感盡失的蟻族生活。他們更能從地鐵歌手旭日陽剛的《春天裏》找到慰藉，生存的掙紮已經讓昔日的天之驕子早已面露老態。這與《我畢業了》（王光利，1992）那些唱著《大約在冬季》的畢業生的惆悵是不一樣。這部拍攝於1992年的紀錄片從完成到現在已有將近二十年的歷史，但在公開場合只放映過五次，至今網絡上仍有網友在詢問片源。策展人之一的張獻民不止一次惋惜地強調過這部作品迄今為止的放映次數，而作為本次放映所有片單中唯一一件制作於90年代的作品。從整體上講，它的入選顯得似乎有些突兀。策展人對它的青睞也讓它成為在廣東時代美術館放映時的開幕片。片中的主人公和導演本人及兩位策展人的年齡較相近，這更像是他們對自己年輕時代的追思。而有心的觀眾也許會想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來到廣東，發表重要講話，呼籲經濟改革，彼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已走出書齋，紛紛踏進商海。但全民勵誌的大場面卻並未感染到片中的畢業生們。他們臉上的迷惘和哀傷，更像是對80年代理想主義的緬懷。在走出校園後，這份迷惘和哀傷很快會被現實主義的堅硬所掩蓋，但卻滲透到一代人的身體裏，彌散到世紀末直至今日。

1997年，唱著“恨不能蕩盡綿綿心痛”的縣城青年走進中國電影人的鏡頭前（《小武》，賈樟柯，1997）。頹廢逐漸成為這類電影和其所刻畫群體的突出共性。縣城，或者說中小城市，是中國獨立電影中頻繁出現的一個場域。從這裏走出的導演們，最初的創作沖動總是萌生於家鄉的青春記憶。他們將攝像機對準剛剛經歷的青春階段，對準留守在那裏的兄弟們。當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的劃分在今天依然涇渭分明時，當百分之八十的農業人口中的青壯年走出村莊時，縣城成為他們試圖擺脫農村身份的一個聚居地，有人來這裏尋夢受挫，如晉南山區的二冬（《二冬》，楊瑾，2008），也有人留在此地並不離開，且永遠離不開了，如醉臥在路邊的阿力（《光斑》，楊恒，2009），傷倒在街頭的國慶（《青年》，耿軍，2006）。如耿軍在創作闡述中所言，“在我的家鄉鶴崗，更多的人因為流連家人和沒有勇氣去面對陌生的世界而留在了那裏。”他片中三位在東北城鄉結合部的主人公，雖留在家鄉卻並未過上安順的生活。故事取自真實事件，並非是作者一廂情願的臆想和對社會的悲觀報復。

楊瑾，《二冬》，2008，劇照，150分鐘，劇情片，片中主角二冬（白李軍飾演）.

青年本是人生最美好的年華。但三部影片裏描述的小城青年卻無一例外都是生活的失敗者，他們仿佛從一開始就在下坡路上奔走，想向上走卻總是被某種力量拉扯回來，最後甚至越走越糟。黃河邊二冬的窩囊人生，只在導演楊瑾賦予他的夢中，才得到點滴釋放。大中國，小城青年，不如意的命運，被剝奪話語權的他們，只有虛幻的銀幕才留下活過的蹤影。為他們書寫生命個人史的，是與他們同樣面臨生之艱辛的、身上寫著縣城印記的創作者。所以才唱出“你跟你自己寫歷史記號”的自嘲和無奈（《青年》插曲）。而這也是“獨立電影在中國所呈現出的介入現實的勇氣和深度”（左靖語）之力量所在。

在年輕的生命尚未充分綻放時，尷尬中年就已來到。這一章節選擇了四部影片，包括兩部紀錄片：《喧嘩的塵土》（聞海，2003），《活著一分鐘，快樂六十秒》（張戰慶，2006）；兩部劇情片：《新娘》（章明，2009）、《鬥雞人》（金瑞，2009）。從性別講，這些男導演奉獻的影片關註的是中年男人的生活。《新娘》拍攝於導演的家鄉巫山，四個中年男人想為其中的一個娶個小新娘，然後制造意外讓其死去，以換取高額保險。不疾不徐的敘事節奏，舟船往返、江風輕拂的巫山美景令人感覺不到情節的兇險，更多的是幾個中年主角的無聊與齷齪。故事從頭到尾不過是導演給中年男人開的一場玩笑。這些人的面孔與大街上或酒桌前任何一個惶恐衰老的中年面孔並無多大區別。他們膨脹的欲望和對自身的失望在當下中國的這一年齡段的群體身上具有共性，並無階級或地域之分。老牛吃嫩草的欲望不過是對自身的憐憫與拯救。他們更像作家阿乙筆下的趙法才：“這樣的年紀也曾讓他產生擁有一匹白馬的想法，他想騎上白雲般的白馬，離開紅烏鎮，去做自由自在的鰥夫。”（《意外殺人事件》）。

作為女性觀眾，我想到三十年前的那部知名的影片《人到中年》（王啟民，孫羽，1982）。潘虹扮演的肩扛生活重擔的中年醫生，用一雙憂愁的大眼睛替編劇諶容喊出了“還我十年”的委屈與不甘（巧的是，諶容也是來自巫山）。這一後文革時期勤勉溫良的中年女知識分子形象，在當今的屏幕上幾乎絕跡。而本次影展中，女性形象的稀缺，也使得“中國人的一生”更像是“中國男人的一生”。

老年時期所選擇的三部片：《老安》、《老年男女》、《光棍兒》，共同特點是對老年人情感世界的關註，而裏面的愛情在正統的觀眾看來又是“不那麽正經”。套用《喜宴》裏的臺詞來諷喻國人的尷尬人生：“你看到的正是五千年性壓抑的結果。”這裏似乎可以改成“你看到的正是一輩子性壓抑的結果”。可以說，“當代中國人的一生”中，尾聲是荒唐的，是豁出去了的掙紮。

楊荔鈉，《老安》，2007，劇照，87分鐘，紀錄片，片中主角老安.

以《老頭》而進入紀錄片創作的楊荔鈉，這些年陸續拍了不同素材，但大多未剪輯，《老安》是為數不多一氣呵成的一部，看來她最得心應手的依然是老年題材。她鏡頭前的老年故事，流溢出女性的溫情。觀眾會驚訝於她與拍攝對象之間毫無芥蒂的關系。九十多歲的老安，在天壇公園跳舞時，認識了比他小幾十歲的舞伴小慰，雙方都有家室，老伴也都健在。小慰平時除了與老安跳舞，也會在生活上照顧他，幫他去醫院掛號，給他送飯。老安堅持認為這就是愛情。即使在自己的老伴面前，他對自己的這份“婚外戀”也毫不避嫌。當女主角突然去世後，老頭在哀痛了一段時日之後，重新踏進舞場，再次尋找春天。《老年男女》（訾涵，2009）這部影片的主角與《老安》的主人公，在感情的態度和經歷上是頗有相像之處的。它記錄的是濟南一家老年婚介所的尋找配偶的老人們的故事。時常光顧這裏的是年過八旬的老賈，他一定要找一個四五十歲的漂亮女人，卻一直未達成心願。他不與兒女同住，堅持獨居生活，找個年輕女人作伴是暮年生活的最大動力和願望，縱使受挫被侮辱也在所不惜，一直到死都是如此。而另一位老太太，則被老頭們熱烈追求，但依然是誰也沒答應，用時髦的話講，就是和追求對象保持著“曖昧”的關系。《光棍兒》是這三部裏唯一的劇情片。由年輕的導演郝傑在張家口的鄉下老家拍攝。參與的演員也是村裏的老鄉，劇中的“光棍兒”本身就是光棍兒。原生態的表演使得這部作品更像是加入了些許誇張元素的紀錄片。它荒誕又真實，可笑又可哀。大膽的臺詞，釋放的情感，卻愈加突出了性的幹涸，因幹涸而饑渴，因饑渴而畸形。

從整體上講，“當代中國人的一生”是灰暗的，是缺乏光芒的。政治正確者會對這一項目整體的“灰色基調”表示擔憂，中產階級則會因觀看的疲累而後退。在這次活動進行中，我曾聽到場外一位觀眾在看到小冊子後，表達了拒絕觀看的想法：“這些影片都太灰了。我的生活已經夠累，不想再重新看一遍。”拒絕觀看也是“看”的一種態度。在一聲嘆息的同時，讓我們瀏覽一下主流媒體報道的幾個數字：在2011年4月新華網刊登的一篇關於中國人的幸福度的文章裏，這樣寫道：“蓋洛普民意調查所公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度調查結果表明，只有12%的中國人認為自己“生活美滿”。多達71%的答問者說，他們生活艱難。”我們可以說，在這個放映項目中，策展人和創作者是有著苦難與悲觀意識的，但他們也不是在做杞人憂天的擔憂。客觀的數字比主觀的創作要更為明確。

從頭至尾看完二十四部影片，經歷著上百個中國人的悲歡際遇，各種滋味，一言難盡。我想起曾經看過的一段采訪，作家余華在談論寫作素材時這樣說過：“大概是在1990年，我在王府井的大街上，突然看到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淚流滿面地從對面走了過來。我們當時驚呆了，王府井是什麽地方？那麽一個熱鬧的場所，突然有一個人旁若無人、淚浪滿面地走來。是什麽使他如此悲哀？而且是旁若無人的悲哀！” （收藏自 2012.03.20《藝術評論》 — 文/ 王丹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