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日本兵喜歡殺人。他們說，日本軍隊進了村子先控制水井，來到井口向下一看，井裏藏著一個人。日本兵就毫不遲疑地朝井裏放了兩槍，那一井水全不要了。

日本兵為什麽處處殺人，是一個他們解不開的謎。有人說，日本兵信一種邪教，要在生前殺多少人，陣亡以後才可以魂歸故里。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哪天會死，所以急急忙忙殺人湊數。

有一次，一隊日兵進入村莊搜索，老百姓都逃走了，有個男人偏偏不逃，他用白紙紅紙剪貼了一面日本國旗，朝日本兵揮來揮去。

日本兵毫不客氣，給了他一顆子彈，望著他倒下去。…

戰史記載：一九三八年三月，日軍磯谷師團沿津浦路南下，破臨城、棗莊，東指嶧縣、向城、愛曲，志在臨沂。同時，阪垣師團由膠州灣登陸，向西推進，與磯谷師團相呼應。

這是臺兒莊會戰的一部分。日軍為了徐州，必須攻臺兒莊，為了佔領臺兒莊，必須攻臨沂。

當時臨沂由龐炳勛駐守，張自忠率部增援，後來在安徽阜陽收容流亡學生的李仙洲參加了此役。兩軍血戰，傷亡難計，國軍部隊的連長幾乎都換了人。…

根據《文史資料》中的線索，我在大陸上買了一些書。隔洋買書，我的辦法是“不管有魚沒魚、先撒一網”。看見書名，猜想它的內容，買來再說，網中也許空空，那麽再撒下去。幸而大陸上出版的書，書名和書的性質大致符合，不像臺灣，書名往往脫離書本單獨供人欣賞。感謝大陸親友，他們在官吏的猜疑下、在人與人還不能和睦對待的地方辦事，忍受公車司機的呵斥、乘客的互相踐踏、書店職員的白眼、郵局櫃臺的頤指氣使，寄來我需要的著作物。我也把他們的名字牢牢地記在心裏，寫在日記裏，保存在通信的檔案裏，但是不必寫在這裏。

那些書多半以內戰四年為背景，演說歷史巨變。那些大事本末我用不上，但是它使我重溫恐慌、焦慮、虛無，以及在絕望中掙扎的本能，到了我寫下一部回憶錄，成了無形的助力。感謝這些著述者。

4…

這些人，又是如何被我找到的呢？這多虧了中國大陸各地的僑務辦公室，簡稱“僑辦”。大陸上由中央到地方每一級政府都有僑辦，即使鄉鎮也有一個人兼辦這方面的業務。只要我能提出某人的原籍地址，他們一定有辦法弄個水落石出；只要我能提出某人“最後”住在何處，他們也多半能有個交代。他們人口管理嚴密，名不虛傳，僑辦執行政策之徹底我們自嘆弗如。——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一九八六年以後，四海交流，統戰成功，除了有影響力的僑領，很難、或者根本不能再接到他們的回信，時也，勢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無論如何我感謝他們，我的願望已在一九八六年以前實現。我把他們的名字牢牢地記在心裏，寫在日記裏，保存在通信的檔案裏，但是不必寫在這裏。…

這些年，常常看見有人在文章裏質問：“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

中國人會生氣，敢生氣，也曾經怒不可遏。“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一齊怒火炙心的時候，也曾使“山岳崩頹、風云變色”，一個人忍無可忍的時候，也曾“忘其身以及其親”。

遠者固無論矣，以我及身所見所聞，中國人為了“華人與犬不得入內”而生氣，為了揮動東洋刀砍掉中國人的腦袋再哈哈大笑而生氣，直氣得開著大卡車衝進黃浦江，氣得把一排木柄手榴彈綁在前胸後背往坦克底下鑽。中國人也為了從香港到重慶的飛機上有一隻洋狗而生氣，也曾為了莊稼漢沿街叫賣他的小女兒而生氣，直氣得拋下老婆孩子遠走高飛、隱名埋姓，二十年後再回來清算他的親族鄉黨。…

五叔先後配屬第五軍，第六軍，第二軍，正面攻堅，迂回包抄，從來沒有機會做防守軍或預備隊。抗戰時期國軍擴充，原有的部隊番號之外，有暫編師，新編師，預備師，這些部隊的編制和任務都和原有的“正規軍”相同，五叔所屬的“預備第二師”，孫立人指揮的“新編第三十八師”，都是如此，五叔從不誇耀戰功，只是淡淡地說過一句：“打日本，我算是過足癮了。”

由一九四三年冬天起，我就接不到五叔的信，他在雲南作戰，沒工夫。遠在天邊的事，當地報紙篇幅小，我沒注意新聞。

五月，滇西戰爭發生，報上應該有，可是這時我夾在淮上戰爭和中原會戰的中間，夜間像遊擊隊，白天像難民，閱報欄沒人張貼報紙，自己也沒心情。…

十一月，國軍收復龍陵、芒市、畹町，預二師在大黑山、牛角山、金瓜山作戰，戰史稱為“苦戰”。畹町之敵，向緬境退卻，國軍乘勝追擊，預二師攻核心山、黑山門。由畹町指向芒友，預二師戰於馬鞍山。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西來的駐印遠征軍和東進南下的國軍在芒友會師，第二天，中美在畹町會師，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滇西緬北之戰，前後兩年，光耀史策，揚名世界。五叔從未誇耀過他的戰績，只對他的朋友說過一句話：“打日本，我算是過足癮了。”…

五叔年輕時說，他的志願是在戰場上跟侵入中國的日軍廝殺，結果，中國軍隊在滇西緬北跟日軍作戰，五叔都參加了。

為五叔，我勤讀戰史，訪問退隱美國的軍界前輩。第一次入緬戰事失利，國軍一部分退入雲南，一部分退入印度，於是有了“中國駐印遠征軍”。日軍不但佔領緬甸，還攻入雲南，在騰沖、龍陵、松山一帶建立陣地，和國軍隔著怒江對峙。那時打的是世界大戰，緬甸屬於印緬戰區，雲南屬於中國戰區，由印度的雷多到雲南的昆明，有一條公路橫貫緬甸北部，把兩個戰區連接起來，盟國以作戰物資援助中國，這條公路是陸上唯一的補給線。緬甸淪陷，中國太痛苦、太痛苦了。…

敬答紐約華文文學欣賞會會友 

你跟同時代別人出版的回憶文學如何保持區隔？



有句老話：“不得不同，不敢茍同；不得不異，不敢立異。”我們好比共同住在一棟大樓裏，每個人有自己的房間，房間又可分為客廳和寢室，或同或異，大約如此。 …

敬答評論家蔣行之先生 

寫回憶錄，要怎麽樣才不會折損回憶，或者盡量省著用？Nabokov說他最珍惜的回憶輕易不敢寫的，寫到小說裏就用掉了，以後想起來好像別人的事，再也不能附身，等於是死亡前先死一次。然而花總不可能一晚開足的，勢必一次次回顧，特別是那麽久遠的回憶。如何在寫作時保持回憶的新鮮？

用天主教的“告解”作比喻吧，說出來就解脫了。天主教徒向神父告解，我向讀者大眾告解。寫回憶錄是為了忘記，一面寫一面好像有個自焚的過程。…

敬答名作家姚嘉為女士

您的回憶錄不但記錄了您個人的步履，更反映了幾十年來中國人的顛沛流離，家國之難，還不時回到現在的時空環境。書中許多細節，讓人如臨其境，請問這些資料是如何來的？（靠記憶？當年寫的日記？買書？到圖書館收集資料？海外找這些資料困難嗎？）

五十年代我在臺灣，多次奉命寫自傳，由七歲寫到“現在”，到過哪些地方，接觸過哪些人，做什麽事，讀過哪些書報雜誌，都要寫明白。為什麽要一寫再寫呢，他們要前後核對，如果你今年寫的和五年前寫的內容有差異，其中必有一次是說謊，那就要追查。因此我常常背誦自己的經歷，比我禱告的次數還要多。…

敬答“九九讀書會”諸位文友 

你的第四卷回憶錄一度打算名叫《文學紅塵》，最後改成《文學江湖》，通常書名都有作者的寓意，《文學江湖》是什麽意思？ 

我覺得文學也是紅塵的一個樣相，所以我記述所見所聞所思所為，取名《文學紅塵》。後來知道這個書名早被好幾位作家用過，就放棄了。 …

我是後知後覺，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湊出整個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學生，高堂老母壽終時不知我流落何處，我常常思念澎湖這一群流亡學生的生死禍福，如同親身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觸類旁通，“煙臺聯中匪諜案”不是司法產品，它是藝術產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卻是“假”的，因為“假”，所以能達到邪惡的目的，因為“真”，所以“讀者”墜入其中不覺得假。獄成三年之後，江蘇籍的“國大代表”談明華先生有機會面見蔣介石總統，他義薄云天，代替他所了解、所佩服的張敏之申冤，蔣派張公度調查，張公度調閱案卷，結論是一切合法，沒有破綻！酷刑之下，人人甘願配合辦案人員的構想，給自己捏造一個身份，這些人再互相證明對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為，各人再捏造行為，並互相證明別人的行為，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內在的邏輯，互補互依，自給自足。 …

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臺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臺聯合中學匪諜組織”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卷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臺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煙臺聯合中學冤案懾服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臺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進入七十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只是念及“身家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

另一個可能是，文學作品的多義和曖昧反而有助於“為匪宣傳”，反共文學發生的效果應該符合預期，沒有偏差。口號是最不容易誤解的東西，所以有些反共文學不惜流為口號化。這就是為什麽臺灣對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匈牙利小說家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也有人譯作《獄中記》）、張愛玲的《秧歌》都不喜歡，無奈那是美國新聞處推廣的冷戰文宣，黨部無可奈何。

臺灣域內的作家冷暖自知。姜貴告訴我，他在臺灣的坎坷，大半因為他寫了《旋風》。陳紀瀅的《賈云兒前傳》，王藍的《藍與黑》，也都有憂讒畏譏的經驗。司馬桑敦的《野馬傳》在香港發表出版，黨部鞭長莫及。一九六七年，臺灣已是百家爭鳴，《野馬傳》修正了，臺灣出版，還是遭到查禁。即使到了七十年代，《中國時報》發表陳若曦的《尹縣長》，仍然引起一片驚惶。…

一九五五年發生了一件事。這年五月，舞蹈團體得到文獎會讃助，舉辦民族舞蹈競賽，場地借用臺北市三軍球場，位置正對“總統府”大門。有人檢舉，得獎的表演節目中有蘇聯作品，不得了！那時正值所謂“白色恐怖”的盛年，你在文章裏引用馬克思一句話都是大罪，怎有文藝運動的領導人，大模大樣在“總統府”門前，眼睜睜看他演出蘇聯舞蹈，而且還出力出錢支持！張道藩立刻向中央黨部提出辭呈，並推舉陳雪屏接手，陳雪屏也立刻表示不幹。

據說所謂蘇聯作品，實際上是新疆少數民族的舞蹈。新疆和蘇俄接壤，文化交流頻繁，也許受了些影響，可是這種事哪裏說得清楚！張道公只有辭職表示負責。他是向蔣公辭職次數最多的人，他效忠領袖，但是不能厚結領袖左右以自固，他只有不斷辭職測驗領袖對他的信任，測驗他可以工作到何種程度。…

我本來就不覺得我在逃難。由蘭陵到南橋，那是“搖到外婆橋”。由南橋東行，我家還能維持一輛“二把手”，那是一種木制的獨輪車，由魏家弟兄前後駕駛，車輪特大，把車座分成左右兩個，母親抱著弟弟坐在左邊，妹妹坐在右邊，妹妹腿底下放些面粉大米，準備沿途食用。

我們還有一頭驢子。

還有這一溪桃花，一種太平歲月溫柔旖旎的花，落下一瓣兩瓣來貼在你手背上，悄悄呼喚你。

紅玉拼成的花。紅雲剪成的花。少年氣盛嫉妒心極重的花，自成千紅，排斥萬紫。從沒見過也沒聽說桃林之中之旁有牡丹芍藥。…

國民黨對於拒絕響應反共文學的作家並沒有包圍勸說，沒有打壓排斥，他只是不予獎勵，任憑生滅。那年代，只有作家因“寫出反共作品”受到調查（因為他反共的“規格”與官方的制定不合，或分寸火候拿捏不準），並無作家因“沒有反共作品”而遭約談。那時“中國廣播公司”刻意發展廣播劇，姚加淩寫了一個反共的劇本，演出中共公審大會的“虛偽殘酷”，惹了一陣子麻煩。自此以後，“中廣”的廣播劇盡量避免再用這樣的題材，趙之誠專寫市井小民貪嗔愛癡，二十年天相吉人。國民黨畢竟“封建”，“仕”還是“隱”？廟堂還是江湖？你的進退出處可以自由選擇，當然，除了“造反”。…

流亡作家渴望訴說，他們以為本土生民應該聆聽。那是斯大林時代，西伯利亞海濱有一個勞動營，萬名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流放來此，用簡陋的工具開發森林，食物不足，醫藥缺乏，工作十分勞苦，每天有許多人死亡，也不斷有大批新人補充。在那樣的環境之中，有人趁著伐樹的機會剝掉樹皮，在樹幹上寫字，寫他們原是什麽樣的人，現在有什麽樣的遭遇，沒有筆墨，大家捐出鮮血。寫好之後，他們把樹幹丟進大海，讓海浪帶走，希望外面的人能看到他們的控訴，能知道斯大林究竟在做什麽。當時有些大陸流亡作家的心情仿佛如此。

一九五○年三月，蔣公於“引退”一年零一個月之後宣布復職，“國王的人馬”各就各位，動用一切力量鞏固臺灣，抗拒中共擴張，文藝成為其中一個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