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之推 《顏氏家訓•文章》也謂“自古文人，多陷輕薄”，並歷數屈原以來許多詩人文人的輕薄與厄運。他談到其原因時說：“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6] 顏之推是從“文章之體”的特點入手來討論這個問題的。推衍其意旨，文章的特點與本質就是使人“標舉興會，發引性靈”的，所以文章之士難免喜歡自我表現而忽略自我操守。粗看起來，顏之推所言與前人批評文人伐能之說相同，但其實是有所不同的。顏之推認為，文章之士的厄運固然是由於其自身的道德缺陷所造成的，但是更深層的原因，則是由文章之體所決定的。實際上，顏之推已涉及一個深刻的問題，即“文章之體”引發形成文章之士的性格特點，從而又決定了文章之士的某種命運。…

——中國古代對於詩人的集體認同

在古代文論的原始語境中，理論的“生態”往往是平衡的，每種理論常常是和它的對立面相反相成地存在的。但是，經過人們的闡釋與接受之後，“平衡”就被打破了。某些理論凸顯了，某些理論隱沒了。考察相關理論從“平衡”到“失衡”的歷史與原因，不但是有趣的，也是必要的。這往往也是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一個薄弱環節。司馬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1]是治史之道，亦是治學之道。



我們需要從中國文學批評的內在理路與文獻史料出發，也需要能越超文字之表和慣性思維的悟性與洞察力。本文試圖在還原古代文論原始語境的基礎上,從中國古代對於“詩能窮人”與“詩能達人”的選擇中，考察出中國古人的一種文學觀念，即對“詩”與“詩人”的集體認同。…

同理，存在與Dasein不是兩個本質上相互分離的不同事物。它們根本就不是什麽“事物”。存在是“去蔽-遮蔽”的過程，而Dasein則是存在得以顯現的場域。Dasein是向存在的綻出的開放關系。因而，存在與Dasein都不能在缺少對方的情況下實現自己和獲得自己的本真（eigen）所在。因為存在需要Dasein，Dasein需要存在。只有把自己向存在敞開Dasein才能進入其本質（Wesen）之真理。而存在也只有進入Dasein才能被允許進入其真理。因而當其被存在“居有”之際Dasein才獲得它的本真（eigen）意義。故而後期海德格爾不再談論“本真性”（Eigentlichkeit）而是談起了“居有之事件”（Er-eignis）。 …

為了確定這種表達的意義首先需要關註以下方面。海德格爾曾將他的思想稱作一條“回返根基之路”（Rückgang in den Grund,WM,7-9）。在《存在與時間》的第一部第一篇（§§9-44），他實行了對Dasein的“先行”（vorbereitend）考察，即對Dasein之如何“首先顯現”的考察。這一分析從“日常性”開進到“在之中”和“操心”。在第二篇（§§45-83），對Dasein更“源始的”即更接近其本源和根基的理解得以開展。海德格爾說這一分析將在一個更“本真的存在論基地”之上來“重演”先行的分析（SZ,17）。眾所周知，這一更本真的根基在作為操心與在之中的根據的Dasein的本源時間性中被發現。由此，在第三篇中，[27]我們應該實行更遠的“返回步伐”以探尋作為時間的存在（或者時間作為存在）（SD,46-7）的更深的根基，在其中時間性本身的根據得以說明。對《存在與時間》的這種解讀被講座《時間與存在》中的如下段落所證實：…

如此看來，海德格爾在《根據律》中將Dasein與玫瑰的盛開相提並論確實是困難的。我們將通過考察“玫瑰”在沙夫勒的詩作《格魯賓的漫遊者》——海德格爾引用的詩句就出自它——中的位置來為我們對這種相提並論的理解提供一個立足點。[15]我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希望為理解海德格爾的前期工作與後期工作之間的統一性尋獲一條線索。在沙夫勒那裏，玫瑰乃是心靈的隱喻。正像玫瑰由春天溫暖的溫度和陽光所滋養一樣，心靈則要信靠並僅僅信靠上帝的恩典與愛護：

 神秘的玫瑰

 玫瑰宛如我心；刺破

 肉身之樂；…

 J D.卡普托（John D.Caputo）[1]著 吳三喜[2]譯

一

在《存在與時間》的一開始海德格爾就描述了他的工作的總體綱要。存在的問題已然萎靡，只有通過向其在可以發此一問的存在者那裏的起源（Ursprung）的回返才能重被振興。存在之問題植根於這樣的存在者之中，這種存在者問道： …

六甲河底下蘊藏著13世紀水底世界？答案是有待考證！

根據《星報》報道，一群專業潛水員在甲河底下發現13世紀滿者伯夷王朝（Majapahit）的文物，還指在水底發現部份的興都廟及城門，有可能是比拜裏米蘇拉15世紀創建馬六甲還要更早。

星洲日報聯絡甲州文物部負責人，對方表示，當局擁有自己專業的潛水員，目前已經將報告呈上總部，等待總部進一步的行動。…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當地時間昨日（20日）上午在雅典與希臘總理薩馬拉斯共同出席中希海洋合作論壇。李克強發表演講，首次系統闡述中國海洋觀，回應了外界對中國建設海洋強國目標的重大關切。李克強強調，中國願與世界各國一道，努力建設一個和平、和諧、合作的海洋。以下是演講全文：

努力建設和平合作和諧之海——在中希海洋合作論壇上的講話

（2014年6月20日，雅典）

今天，中國和希臘，一個位於太平洋西岸的國家和一個位於地中海北岸的國家，共同舉辦中希海洋合作論壇，這在兩國交往史上還是第一次，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具有特殊深遠的意義。…

中國改革開放30年,逐步形成了“中國經驗”。在“中國經驗”的形成過程中,就產生影響全局的重大理論來說,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三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這三大理論具有不同的特點,但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更多地凝聚了傳統文化的精華和東方國家的智慧,這是與其他兩個理論不太相同的地方。當然,“中國經驗”的概念不同於“中國模式”的概念,它是開放的和發展著的,它不排斥其他國家的經驗,也不追求普適價值,但它會成為世界發展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經驗”包含著對三種現代性價值的實踐探索和深刻反思,這就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公正社會”。“中國經驗”對這三種基本價值的實踐探索,實際上也是對這三種價值的重塑過程。…

在三個層次中，中央經驗是中國經驗的核心、靈魂和指導。地方經驗、基層經驗的重要性則在於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經驗”、“中國模式”一個個亮點、一個個支點，共同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新型社會主義歷程的一個個軌跡點、成長點。

現在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一流學者都在程度不同地研究“中國模式”；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正在思考和參考“中國模式”。他們正在做出自己的解釋。…

內容提要：當前，“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成了包括社會學在內的學術界、理論界的熱點之一，這中間究竟能不能提“中國模式”就有截然相反的意見。我們的觀點是其一“中國模式”可以提而且必須提，其二“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是中國社會學立足現實的有效切入點，其三實地調查地方層次和社區層次是將前沿意識與草根精神結合的關鍵。那末，研究”中國經驗“或”中國模式“究竟對中國社會學有什麼作用呢？這是我在文中著重加以說明的。

鄭杭生，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1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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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慶傑，英國(Bath)大學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經濟與人類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關於國企的爭議由來已久。國企的支持者認為：國企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體現、是國家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載體。很多國企的反對者認為：很多國有企業的最大特征是壟斷和效率低下。那麼沒有國有企業行不行？如果國企是必須的，那麼國有企業的邊界在哪里？

　　

　　 一、國企為什麼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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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肯定對某些存在的事件沒有有意識地註意到。換言之，它們深藏於意識的門檻之下。它們已經發生了，卻被下意識所吸收，而沒有浮現在我們的意識的認知當中。只有在直覺的當下和經過一連串苦思冥想它們必然發生過，我們才能覺察類似的事件，本來我們雖可能忽視它們對情緒和生命力的重大影響，但這種重大意義卻會在後來從潛意識中湧現出來，形成後見之明。

比方說，它可能以夢的形式出現。通常的情況下，任何事件的潛意識層面均可能透過夢向我們展露。在夢中，它的面貌不是理性思維。綜觀歷史的發展，由於有了夢的研究，才使得心理學家首度得以探究心理意識事件的潛意識層面。(2-5頁)（潛意識探微，卡爾古斯塔夫榮格，1999，龔卓軍譯，見《人及其象征：榮格思想精華的總結》，臺北：立緒文化事業/Man and His Symbols, Carl G. Jung,1964, USA: Ferguson…

人類用口語或文字來表達他想要傳遞的意義，他的語言充滿了象征，也充斥著一些並不是那麼精確描述的符號或形象，有些只是縮寫或英文字首的組合，UN（聯合國）、UNICEF（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其他如人們熟悉的商標、成藥、徽章和勛章的名字等等，雖然它們本身沒有什麼意義，但藉著日常流通和約定俗成，它們獲得了可資識別的意義。這些東西不是象征，而是符號(sign),它們只是用來指涉它們所隸屬的對象。…

財富和技術的力量已經將公共商業的影響擴展到空前的水平。現在，有100多個國家可以收看到NBA的比賽，豐田車能夠賣到151個國家，可口可樂在185個國家都有銷售。每一年，麥當勞在美國以外開的連鎖店數量要兩倍於其在美國的開店數。汽車、郊區開發和大型購物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新顧客。(59頁)

這些發展帶來的好處是明顯的，……伴隨著文化創造力的爆炸性增長。……同時有一些文化失落了。……我們仔細思考了跨文化接觸對窮國與小國本土氣質（ethos）的破壞。氣質的消失會破壞非西方文化的獨特性，並因此使他們的藝術創造力消失殆盡(59-60頁)…

在經濟學語言裏，氣質指的是個體態度（attitude）的“互相依賴”，或使用更為技術性的字眼，即態度間的“網絡效應”。在某種程度上，一個人的態度是共同體內其他人態度的一個函數。根據標準的經濟學模型，氣質是產品中無法定價，不能交換的內置物(input)，通過許多人的行動和態度被集體生產出來。（61頁）

良好的氣質能夠讓相對小的群體創造文化奇跡。根據最標準的估計，古代伯裏克利時期的雅典，居住人口不足20萬（自由公民的數量更少），但它在哲學、詩歌、歷史、戲劇和政治學方面實現了至今無可比擬的成就。雅典人並不比我們當代人更優秀，但他們的時代提供了一個有利於大膽和創造性思考的精神氣質。雅典人以渴望發現、渴望奇跡、想要嘗試第一次的情緒感染了它的創作者。（61頁）…

跟很多技術知識不一樣，藝術能力（capability）不能輕易地被轉移到其他時代或其他社會。納瓦霍（Navajo,北美一支印第安人）人有很高的編織才能，卻無法制造出第一流的阿米緒拼布（AmishQuilt)。這不僅因為他們沒有制造阿米緒產品的精確知識，而且也因為他們欠缺審美上的正確感覺，就像啊米緒人不能生產第一流的納瓦霍地毯一樣。今天的納瓦霍人也無法復制1860年代最著名的產品中所蘊藏的那種觸感和品質，盡管如果能做到這一點的話，就有大把的金錢等著他們。（64頁）（陳明發註：阿米緒，美國與加拿大境內一支原自十六世紀瑞士蘇黎世的移民社群，在地理與生活上和主流社會及現代文明隔絕；不開車，不用家電，嚴守信仰，專心農作。）…

由於我們理智的限度，當我們說某物是“神聖的”，我們充其量只是給了它一個稱號，這樣或許是基於某種信念，卻絕非出自任何確實的明證。

由於有太多的事情超越了人類理解的範圍，我們便經常用象征語言來表述我們無法界定或完全理解的概念，這也是為何所有的宗教都使用象征語言或形象的理由之一，但是，像這樣有意識地運用象征，只是一項極度重要的心靈事實的一面，其實，人類也會以潛意識、自發發夢的形式創造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