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當前，“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成了包括社會學在內的學術界、理論界的熱點之一，這中間究竟能不能提“中國模式”就有截然相反的意見。我們的觀點是其一“中國模式”可以提而且必須提，其二“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是中國社會學立足現實的有效切入點，其三實地調查地方層次和社區層次是將前沿意識與草根精神結合的關鍵。那末，研究”中國經驗“或”中國模式“究竟對中國社會學有什麼作用呢？這是我在文中著重加以說明的。

鄭杭生，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100072

當前，“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成了包括社會學在內的學術界、理論界的熱點之一，發表了不少不同觀點爭鳴的文章，例如，究竟能不能提“中國模式”就有截然相反的意見。我本人也發表了一些文章，其中比較系統的是《社會學視野下的“中國經驗”》一文[2].那末，研究“中國經驗”或“中國模式”究竟對中國社會學有什麼作用呢？這是我要著重加以說明的。不過首先我想還是簡要地說說我對於爭鳴意見的看法。

第一，“中國模式”可以提而且必須提。

要確定一個概念能不能提，主要要把握以下幾點：第一，從這個概念所反映的客觀事物和過程存在不存在看。如果不存在，那麼這個概念就是虛假概念或虛幻概念，當然根本不能提；第二，從使用這個概念的作用上看：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如果是弊大於利，那就要慎用；第三，從概念被接受程度上看，是易被接受還是不易被接受，如果被接受度很低，那也要慎用。第四，從概念使用的比較研究方面看，如果說別人能用，而主張我們不能用，那就要用充分的理由來加以說明。

我們就按照這些方面稍加分析。首先，所謂“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簡要地說，是當代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比較突出的特點和過程所構成的特定類型[3].模式都有一定的規律性和示范性。它來源於對中國所做事情、所走道路的總結，反過來又指導自己進一步的實踐，並對別人的實踐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毫無疑問，這是活生生的事實，是確確實實存在的。因為，中國社會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和轉型，已經顯示出自己鮮明的特色和特點，顯示出在全球的獨一無二性，用世界上任何現有的發展模式都難以完全解釋得通，因而形成與眾不同的“中國模式”、“中國經驗”。這種模式和經驗，既區別於眾多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和經驗，但是利用了它們一切先進的東西，也區別於過去那些失敗的社會主義模式，並汲取了它們的經驗教訓。因此，它是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和經驗，也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和經驗。這一點，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們可以而且必須使用“中國模式”這個反映當代中國實際情況和過程的真實概念。

其次，“中國模式”這樣的概念具有簡明性、鮮明性。用“中國模式”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新型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十分簡潔，非常鮮明，有利於擴大自己的影響，必須說是利大於弊的。

再次，“中國模式”這樣的概念還具有通用性，“模式”這個概念是國內外使用率很高的概念之一。“中國模式”可以說是利用了這一優勢，具有極大地易接受性，有利於促進國際對話。

最後，現在世界上有那麼多發展模式，例如在當今文獻中，出現頻率較高的有“北歐模式”、“拉美模式”、“東亞模式”和“中國模式”（在國外多為“北京共識”）等，還有各種各樣其他模式，諸如習慣上被稱為“自由主義模式”的英美等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模式，被稱為“蘇東模式”的原蘇聯東歐國家的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發展模式等等，為什麼我們不能把我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叫做“中國模式”呢？這是否有點自覺不自覺地矮化自己的嫌疑呢？

反對者認為提“中國模式”，就把它固定化了。主觀動機固然不錯，但是理由是似是而非的。不錯，“中國模式”還處於變動之中，因為“中國模式”本身並不是一個固定的事物，而是一個發展的過程，經歷過並且正經歷著由不甚成熟，到比較成熟，再到更加成熟的過程，而且這個過程永遠不會完結。把它看固定了，那是看問題的思想方法不夠辯證。如果認為“中國模式”還處於變動之中，因此不能使用“中國模式”。那我們只能得出這樣兩點結論：一是當今世界沒有任何模式，因為我們今天學術界和媒體所說的各種模式均處在變動、發展之中，都面臨著挑戰；二是如果只有完全定型的才能稱之為“模式”，那等於說“模式”必定是僵化的，這顯然是不對的[4].

第二，研究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是中國社會學立足現實的有效切入點

“中國模式”並不是空洞的概括，而是有實實在在的內容的，是有自身的結構和層次的。筆者曾經在不同場合指出，“中國模式”、“中國經驗”是中國社會上下結合、共同探索、互動創新的結果，其中三個層次的相互推進十分明顯：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進，又有基層“自下而上”的推動，還有各個地方、各個部門連接上下的促進。這三個層次，通過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價值重塑、共同創作、不斷完善，融合成具有獨特氣派、獨特風格、又有某種普遍意義的“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

在“自上而下”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創新性的社會主義。黨的十六大以來，特別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掌舵以來，一直到他所做的十七大報告，都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這種趨勢。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構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問世，社會和諧被確定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改善民生問題被確定為社會建設的重點，公平正義被確定為社會建設的目標，就是幾個標志性的里程牌。

在“自下而上”方面，隨著中國社會重心日益下移，全國范圍的城市社區建設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正在蓬勃開展。我們在全國各地的調查和考察表明，中國城鄉基層社會，正在用建設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通過制度創新，把社會公平正義落實到我國微觀制度的方方面面。無論在制度安排的公平方面，還是百姓認可的公平方面，無論在合理地配置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重點解決民生問題上，還是在解決突出的社會問題、高發的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上，無論在使全體人民受益方面，還是在讓弱勢群體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方面，無論在減少居委會的行政性、增加自治性，還是在培育和健康發展社區組織與建立社區服務體系方面，都在逐步取得進展。

連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經驗的，是各個“地方經驗”。在對當今中國城市社會建設展開的實地考察中，我們先後領略了“武漢經驗”、“廣州經驗”、“深圳經驗”、“鄭州經驗”等，2008年又有幸與“杭州經驗”相遇。杭州根據第一輪發展主要用土地、廉價勞動力、礦物資源、環境代價等初級資源的局限和缺陷，提出了“復合社會創業主體”這一新概念和新模式，並在實踐中取得了很多成功。2009年，又一次與“鄭州經驗”相遇，他們提出的把鄭州建設成“三化兩型”的國際大都市，標志著我國中部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