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之推 《顏氏家訓•文章》也謂“自古文人，多陷輕薄”，並歷數屈原以來許多詩人文人的輕薄與厄運。他談到其原因時說：“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6] 顏之推是從“文章之體”的特點入手來討論這個問題的。推衍其意旨，文章的特點與本質就是使人“標舉興會，發引性靈”的，所以文章之士難免喜歡自我表現而忽略自我操守。粗看起來，顏之推所言與前人批評文人伐能之說相同，但其實是有所不同的。顏之推認為，文章之士的厄運固然是由於其自身的道德缺陷所造成的，但是更深層的原因，則是由文章之體所決定的。實際上，顏之推已涉及一個深刻的問題，即“文章之體”引發形成文章之士的性格特點，從而又決定了文章之士的某種命運。

 “詩人薄命”的命題在唐代被明確提出來，此後又不斷被重覆與強化，積累而成一種長久流行的文學觀念。這種觀念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原因。從文學內部來看，在唐代以前，“詩人薄命”的觀念已隱約存在。漢代司馬遷已經強調作者的生活遭遇與創作之關系，而詩歌以悲怨為美的觀念在古代也有深遠的傳統。[7] 唐代以來，儒學對詩學的影響更為顯著，人們對於詩人社會責任感的要求也更高了。從文學價值觀的角度對心目中的好詩與好詩人進行歷史考察，自然會涉及詩人的命運問題。從社會政治制度的層面來看，唐代以詩取士，詩藝之工拙關乎仕途之通塞，這就更直接引發人們進一步思考詩人的悲劇性命運問題。杜甫《天末懷李白》已感嘆說：“文章憎命達。”[8] 白居易接過這個話題，又大加發揮，明確提出“詩人薄命”之說。“采石江邊李白墳，繞田無限草連雲。可憐荒壟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9]“辭人命薄多無位，戰將功高少有文。”[10] “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暮年逋客恨，浮世謫仙悲。吟詠流千古，聲名動四夷。文場供秀句，樂府待新詞。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11]白居易又以李白、杜甫為例，說明他們在世時歷經亂離磨難，但詩名卻傳之久遠。言外之意謂此是一種“天意”：人間需要好詩，所以詩人要經過亂離才行。白居易《讀鄧魴詩》也列舉數位本朝詩人薄命之例雲：“詩人多蹇厄，近日誠有之。京兆杜子美，猶得一拾遺。襄陽孟浩然，亦聞鬢成絲。嗟君兩不如，三十在布衣。擢第祿不及，新婚妻未歸。少年無疾患，溘死於路岐。天不與爵壽，唯與好文詞。此理勿覆道，巧歷不能推。”[12]他覺得詩人蹇厄是一種人們無法理解與推測的神秘天數。白居易《自解》詩又雲：“我亦定中觀宿命，多生債負是歌詩。”[13] 白居易這裏提出了詩人的“宿命”。白居易的“宿命”是佛教的概念，指前世的生命。佛教認為人之往世皆有生命，輾轉輪回，故稱宿命。“多生”，也是佛教術語。佛教以眾生造善惡之業，受輪回之苦，生死相續，謂之“多生”。白居易意謂自己之往世今生，皆為詩人，亦受其輪回之苦。白居易把中國本土的命運之說與佛教傳入的宿命之論結合起來，談論詩人的命運問題。

 宋代以後，這種說法更為流行，蘇軾詩雲：“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14]“詩人”與“窮愁”似乎結下了不解之緣。而詩人的窮苦，又是上天的意思，是一種不可解脫的宿命，好的詩人與好的詩都要經過窮苦的磨練。東坡又雲：“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15] 詩人窮苦乃為“天意”，此亦為“宿命”。蘇軾所言與白居易意思相同，而用詞卻有所差異。白居易謂“多薄命”,而蘇軾則說“例窮苦”，窮苦成為詩人的通例與規律。不窮苦的詩人，反而是極少數的例外。雖然“詩人例窮苦”之說是詩人之語，不能過分執著地去理解，不過當其他詩人也持相同說法的時候，我們就不能把它當成某位詩人一時興到之語。如宋人徐鈞詩雲：“自古詩人例怨窮，不知窮正坐詩工。”[16] 詩人不但自己薄命，還連累了身邊的事物。“陰霏非是妒春華，薄命詩人帶累花。”[17] 因為陰雨霏霏，而想到是因為“薄命詩人”連累了梅花。這也是很有趣的聯想。

 對文章之士命運的關註，是古已有之的。不過，對其不幸遭遇原因的闡釋則有所變化。從漢代的“文人伐能”之說，到唐宋的“詩人薄命”之說，是一種轉折。[18]它意味著人們從關註詩人自身的品德缺陷變成關註詩人悲劇性的宿命，對詩人的態度也從批評轉為理解與欣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