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農村鄉鎮企業和城市非國有企業為主導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完成帶來了以下三個方面的效應：首先，對以輕工業產品為主的國有企業形成了強有力的競爭，其結果是人浮於事、效率較為低下的很多國有企業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被迫關停並轉，在“抓大放小”的國有企業改革戰略下，對具有國計民生價值的重工業國有企業（能源、電力、交通通訊、航空、鐵路、造船、銀行等）進行了重組和現代企業治理制度方面的改制。其次，第一次工業革命產生了對電力、能源、交通通訊的海量需求，從而引發了在中國城市里進行的電力、能源、交通通訊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漸進式的，在整個改革過程中，沒有采取前蘇聯東歐國家式的大規模國有企業和資產的全面私有化運動，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的諸多重化工業企業依然存在。因而當中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啟時，中國的重工業國有企業獲得了新生，並在以能源、發電、交通通訊、航空、機械制造工業基礎設施建設（即第二次工業革命）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文一，2017）。最後，中國第一次工業革命成功形成的巨大購買力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實施吸引了海量外資湧入中國。
　　 
　　 從以上改革農村集體經濟和城鎮國有企業的過程可以看出，由於農村集體經濟和城鎮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導致人民生活所需的工農業產品生產能力低下、供給嚴重不足，以及大面積的城鄉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同時國有部門吸納就業能力不足。因而對農村集體經濟和城鎮國有經濟的改革是被迫的。同時也說明，把所有經濟活動都置於國有部門之下顯然是不可行的。如上文所說，對於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國有企業是用整個國家的力量去搞那些非國有企業無法在短期實現的、高風險的高技術資本密集項目；由於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的高風險工業項目上不具有比較優勢，即發展中國家缺乏資本、技術、人才，主要依靠國家財政補貼去搞這些項目。對於那些市場上的非國有企業可以有效充分供給的產品和服務（一般性工農業產品和服務），就應該讓非國有企業去供給。因而把其他一般性工業產品的生產也國有化就不一定是成功的。而且這類企業不用補貼就可以生存。這也是後來國企改革時，不得不把這類企業關停並轉的原因。換句話，在整個經濟構架中，完全忽略市場是不可行的。
　　 
　　 中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啟的改革開放，其實質是在中國的以國有企業和農村集體經濟為主體的計劃經濟體系中逐漸引入市場。農村包產到戶、允許農村鄉鎮企業發展和城鎮個體私有經濟發展就是在不斷引入市場。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確定了中國要朝向一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方向進行改革。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二十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的針對虧損國有企業的關停並轉、減員增效、抓大放小的改革，實質上是在恢復國有企業的本來功能。2001年成功加入世貿組織，在為外資進入中國市場以及中國產品走向世界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全面為中國經濟引入了國際市場因素。
　　 
中國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以來不斷在其國有經濟為主的經濟體系引入市場，充分發揮了有為政府、國有經濟、市場經濟的三大優勢，快速實現了工業化。其標志是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2015年中國經濟總量達到日本的兩倍（2015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為16萬億美元，中國10萬億美元，日本5萬億美元）。
　　 
　　 三、國有企業的未來
　　 
　　 如上文所說，對於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國有企業是用整個國家的力量去搞那些非國有企業無法在短期實現的、高風險的高技術資本密集項目。盡管今天的中國已經接近完成了追趕型工業化，正在實現由制造業大國向創新型強國轉型階段，但是國有企業依然有發揮作用的空間。國有企業存在的前提是：非國有企業無法或者不願意快速提供產品和服務的領域，如高風險領域、高技術領域、資本密集型領域、正外部性很大而收益小的項目。
　　 
　　 （一）高風險的國際項目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在海外將有越來越多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有些海外基礎設施項目可能有商業風險和安全風險，如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項目。由於恐怖分子的存在，瓜達爾港口項目施工人員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另外，在項目初期，商業風險也非常高。因而私營企業無法承擔，需要國有企業去承擔。
　　 
　　 （二）國企也承擔非國企業供給速度慢的項目
　　 
　　 從事那些基礎設施建設，如公路、鐵路、港口、橋梁、機場、電網、通訊、航天、大飛機項目、金融等，非國有企業的供給速度將會較慢。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時間長、需要融資額度大，在金融體系不發達的國家里，只有利用國有金融體系集中信貸資源才能實現中長期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Wood（2017）認為南亞國家經濟發展慢的原因人力資本和基礎設施薄弱。
　　 
　　 （三）國有部門承擔非國有企業不能完全復蓋的項目。
　　 
　　 就某些服務領域而言，非國有企業的供給復蓋面有限（只能滿足富裕階層的需要，而無法擴展到底層民眾），國有部門就要供給。如醫療和教育，非國有醫院、學校很難深入到鄉村和偏遠地區，那麼國有醫院和學校就可以出現。如果完全依靠非國有企業，基礎設施如公路、鐵路、港口碼頭、機場、航線、供電等的滿足市場需要的速度會很慢、復蓋面不夠大。大中小學和國有科研機構被認為是國家發展的基礎設施機構而由國家財政支持。如果私人擁有大中小學，其主要目的是盈利，那麼無法支付起學費或好學校昂貴學費的相對貧困家庭的子女就無法得到教育或較好的教育。對於整個社會而言，就會失去大量的技術勞動力。如果科研機構也私營，那麼只能研究那些短期內有利可圖的研究項目；高風險的或基礎科研項目就無法得到資助。
　　 
　　 （五）保障國家安全
　　 
　　 （六）應對緊急狀態。
　　 
　　 四、國企的壟斷問題
　　 
　　 人們普遍詬病的是某些領域完全被國企壟斷，如電信、石油等。壟斷的結果必然是產品或服務的高價格。對於這些領域，能否讓一兩家非國有企業進入、從而降低價格？
　　 
　　 五、國企的退出
　　 
　　 二十世紀90年代，虧損國企的關停並轉就是國企的一種退出。當一個非戰略性產業的非國有企業已經發展起來，市場將決定該產業國有企業的生存。

　　 
　　 參考文獻：
　　 鄧小平（1984），《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4年6月30日。
　　 國家統計局（2017），《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列寧（1921），《關於工會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的提綱和草案》，《列寧選集》第4卷，第586頁。
　　 斯大林（1951），《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1971年。
　　 文一（2017），《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夏慶傑（2013），論中國發展模式。《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8期，總第218期，第53-58頁
　　 Naughton, B. (2007), Chinese Economy, Cambridge: MIT Press.
　　 Ravallion, M. and S. Chen (2007).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 (1), 1-42.
　　 Wood, A. (2017), “Variation in Structural Change around the World 1985-2015: Patterns,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a chapter for a WIDER book: MAPPING DEVELOPMENT ECONOM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愛思想網站 2017-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