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鏡中我看見自己蒼白如水的容顏，

我心坎裡依依的蕩起一層回憶的默痛﹔

那些人所贊美的眉，口，和如白雪的姿容，

和那雙倦於注視任何一個少女的眼睛。

在鏡中我看見被多少人所愛著的自己，

同時看見多年中蟄伏在心靈的深幽處

萬千少女的影子，搖搖的沈下有浮起，

當我看見自己在一面華麗的鏡子中間。…

吳興華文學身份多種多樣，說他是詩人、評論家、翻譯家、學者、英美文學教育家，等等，都對，都不錯。若從中國現代文學史角度考察，他是有自己鮮明風格的新詩人，才最為重要。但他又是寫了許多新詩卻在生前沒有出過一本新詩集的詩人，這在現代文學史上頗為少見。對與他一起在1940年代詩壇崛起的穆旦，吳興華在1947年12月26日給宋淇的信中就明確表示：穆旦“從許多角度看起來，可以說是最有希望的新詩人”。穆旦生前畢竟已出過《探險隊》《穆旦詩集》《旗》三本新詩集，而吳興華卻一本也沒有。1949年以後的30多年時間，這位新詩人幾乎被遺忘了。只在1957年曇花一現，在《人民文學》8月號上發表了《詠古事二首》。…

與書信集的個別失誤相比，《全集》詩集分量最重，問題也最大。詩集所收兩百多首詩，明確注明出處的僅40多題50多首，加上詩末注明寫作時間的16題20多首左右，總共約80余首可知發表或寫作時間，其余一概欠奉。作為一部作家全集，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甚至令人深感失望的。當然，可以說其余詩作均來自吳興華家人保存的手稿本和宋淇珍藏的手稿本，但詩集並未作任何明確的交代，唯一的例外是《無題十二首》，注明了“自吳興華手稿錄之”，那麼其他許許多多首詩是根據什麼“錄之”的呢？哪些是從家人保存的手稿本中錄出，哪些是從宋淇珍藏的手稿本中錄出，或者兩者互見的，《全集》編者理應作出必要的說明。這個許多詩作不明出處的問題在《詩文集》中已然存在，《全集》更嚴重更突出了。

從《全集》各集看，…

吳興華最值得稱道、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重要印跡的，還是他上個世紀的新詩創作。

吳興華十六歲時即在全國性詩刊上發表技巧成熟的新詩《森林的沈默》，從而一鳴驚人。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前、中期是他新詩創作的噴發期，從《書樊川集杜秋娘詩後》到《聽梅花調寶玉探病》，從《西珈》到《畫家的手冊》以及大量的十四行詩和無題詩，吳興華對新詩從內容到形式都作了極具啟示的新探索。他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之外另辟蹊徑，融合中國古典傳統的意境、漢語文字的特質和西洋詩歌多種形式力圖實現中國詩的現代轉化，為新詩開一條新路。



正如當時著名評論家周煦良所指出的：



吳興華“可能是一個繼往開來的人”，與新詩的路是越走越窄相反，在吳興華筆下，“詩又恢復為明朗的聲音，坦白說出，而所暗示的又都在”，“他的詩是一種新的綜合，不論在意境上，在文字上”。吳興華與穆旦，堪稱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詩壇的“雙璧”。…

人們一談到俠往往想到現代武俠小說中的“俠客”，或受到韓非子的“俠以武犯禁”的影響，總把“俠”與“武”聯系起來。連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在《?書》中的《儒俠》一節也說“漆雕氏之儒廢，而閭里有遊俠”。漆雕氏之儒的特征就是“不色撓，不目逃”(連顏色、目光都不屈服於他人)，也是從“武”的角度考察“俠”的。雖然後世“俠”多與“武”密切相關，但其原始意義卻不在於“武”。

甲骨文、金文沒有俠，《說文》段注云“經傳多假‘俠’為‘夾’”。實際上最初的“俠”就是“夾”。金文中的“夾”像一個大人有兩個小人夾輔、追隨。這是“俠”的原本意義。所謂俠也就是廣交遊的人物，與武並沒有必然的聯系。歷史上第一批被史家所稱頌的俠也不是以武著名的。《史記•遊俠列傳》中說：…

桌子上一杯烏龍茶，散播著陣陣幽香，靠在沙發上有意無意地面對電視，享受著退休之後的那份悠閑。我突然想到，退休是不是與退隱有點類似呢？遠離了名利場的是是非非，沒有了職場上的雞爭鵝斗，而且有口安穩飯吃（當然遠不是所有的老人都能這樣，我是托居住在大城市的福了），不必為溫飽操心。有空閑時，想干點什麽就

 干點什麽，不干也沒有人催了……如果胸襟寬闊些、為人通脫些，心閑身安，晚年可以說是人生的享受。古代的隱士們所追求的不就是這些嗎？

一…

早年讀宋代筆記《澠水燕談錄》《涑水記聞》，兩書中都記錄了一個故事說：王安石當政時士大夫們愛談“水利”（新法條文中就有“農田水利法”）。有個文士向王安石獻策說，如果把梁山泊水抽干，可得良田八百里。在座的一人問，梁山泊的水怎麽辦呢？好開玩笑的劉攽在一旁說：在梁山泊的旁邊再挖一個八百里的水池蓄水就可以了。…

當前的古典文學研究是極其豐富多彩了，不論從研究內容的廣泛來看，還是從研究方法的多樣來說都是20年前遠不能比擬的了。20世紀80年代初，我在文學研究所《文學遺產》雜志編輯部做編輯，那時關於古代文學研究的來稿，大多集中在4個方面，即古典文學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作品的影響及古代作家生平和思想傾向。這種狀況與其他學科相比就有很大差距。編輯部中的幾位編輯經常議論如何開拓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問題。…

自“廢科舉，興學校”以來，學校按照現代工業生產方式的批量地制造著現代知識分子（科舉時代的“文士”是按照手工業方式制造的），而現代工業、企業發展及其對知識分子的吸納能力，卻沒有像知識分子增長得那麽快，因此，幾乎與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產生的同時就有了知識分子相對過剩問題。不過這在二十世紀初，能讀書的，起碼也是家道小康，過剩的人士沒飯吃的現象尚不太嚴重。直到二十年代以後這個問題才日漸突顯了起來，後來，畢業就是失業成為反抗當時政權的一個口號。

解放後，對知識分子采取了包下來的政策，每個知識人都有了個單位，那些沒有或失去了單位的，等待他的除了下放農村以外就是“勞動教養”（五十年代，初設勞動教養制度時本來是安排無業遊民的）。六十年代末，大規模的上山下鄉使得一些沒有下鄉、或下鄉以後自動返城的知識青年成了無正式工作、無穩定收入、甚至無戶口的邊緣人。…

“我不過是一個做夢的人／日夜遊蕩在緩變的夢里／而不能指示給他人我奇異的夢……可是現在我醒了／我聽見窗外賣花女的喉音／而驚覺自己還是在勞苦的世界里……”吳興華在詩中樣寫道 。

吳興華（1921-1966），詩人、學者、翻譯家，原籍浙江杭州。1937年年僅十六歲的吳興華，就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同年發表的無韻體長詩《森林的沈默》，轟動詩壇。在燕京大學就學期間，他的語言和文學天才就開始引人注目。現在人們評論吳興華，經常引用其燕京的英籍導師謝迪克的話：吳興華“是我在燕京教過的學生中才華最高的一位，足以和我在康奈爾大學教過的學生、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相匹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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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提出《遊民文學與遊民文化之關系》的課題，得到中華社會科學基金的資助。一些朋友與同行覺得這是個新問題，實際上我在1994年曾發表《論〈水滸傳〉的主導意識——遊民意識》，便是這個課題研究的一部分；1990年我在香港中華書局出版了《中國流民》（原名為《遊民的理想與現實》被編輯誤改），此書便是這個課題最初的、極不成熟的論述。…

如果我們心平氣和地想一想，“民”至是與“官”相對的一個群體，皇室、貴族、官僚以外都是“民”。一為群體，其中自然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齊，因此，談到“民”可以與性質不同的形容詞相連接。良民、刁民、順民、莠民都是成立的，“民”中有英雄豪傑，當然更不乏疲軟分子，“暴民”只是眾多類型“民”中的一類，決非全體，更沒有藉此貶低“人民”之意，還請有不同意見者垂注。…

從《社會科學論壇》上讀到蕭功秦先生的《特立獨行：我們缺少的人生態度》，十分高興，很長時間以來，這是一個不被人關注的話題，很少有人涉及，其原因在我們這代人看來是眾所周知的：毛澤東在他的名文《別了，司徒雷登》中批評韓愈的《伯夷頌》中頌揚的“特立獨行”，把它視為“民主個人主義”，是知識分子右翼所堅持的錯誤思想，因而應予批判。

毛澤東所建立的新社會中又強調群體的“統一”“一律”，獨來獨往之人（林彪垮台後，其所書寫的條幅“天馬行空，獨來獨往”都是他的罪狀）都要受到群體的嫉視和排斥，被認為是個人主義，他們往往沒有好下場。1957年反右之後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批判“個人主義”，說“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許多有個性的青年學生、獨來獨往的知識分子受到了沖擊。“特立獨行”比“有個性”“獨來獨往”更高著一檔，人們聞之而色變，避之唯恐不及，誰還敢冒天下大不韙談論它，蕭功秦先生的這篇文章真可以說是空谷足音了。…

朱元璋是自明代以來的熱門話題，打開網頁搜索一下，竟有12500多條，甚至超過了一些明星大腕。然而，翻閱一下，大多還是局限在朱元璋的能夠引起大眾興趣的問題，如朱元璋的“容貌之謎”，是俊、還是醜？四菜一湯是不是始自朱元璋？為什麼一個放牛娃，一日三餐不繼，16歲作遊方和尚，25歲當兵，最後居然成了皇帝，建立了大明王朝，延續了276年？當然歷史上有些特殊經歷、最後又成為大人物的人，總能作為談資永世流傳。

1.如果讓馬皇後、朱標太子和身邊持從來“回憶”和評價朱元璋…

3,說“背叛”

 過去一個時期里評論“農民起義”歷史論著里，經常用的一個概念就是“背叛”。一個社會下層人士，想通過造反謀求生路，半路被官府招安，於是，歷史學家往往稱這位造反領袖成了“叛徒”，他“背叛”了農民起義；如果他造反成功了，從社會下層、或竟從社會最底層的遊民一躍而成為帝王，如果按照上述的批判招安的邏輯，這應該是革命到底了吧？不，這也不被歷史學家們稱許。把這些小人物最終登上皇帝的寶座說成是他們竊取了農民起義的勝利果實、最終“背叛”了農民起義。例如，吳晗在評價從遊民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時就是力主此說的（見《朱元璋傳》），許多明史研究者讚成和支持吳晗的意見，只是他們的論據與描述朱元璋的“背叛”的過程與時間與吳晗略有差異。吳氏還提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發表的討伐張士誠的檄文和宣諭徐州吏民的公告是他從革命的農民“轉變”為地主階級領袖的重要標志。他說：…

第三，無論是盲目的第一階段，還是有了政治目標第二階段，造反運動的領導者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造反領導集團和全體造反活動參加者的利益。這些利益有時與某些階層或群體利益吻合，那是社會運動的結果，並非是造反者特別要作這些階層或群體的代表。當階級意識沒有進化到自覺階段時，不存在誰有意識地代表哪個群體利益的問題。在紛紜復雜的斗爭中，造反者不斷地變換口號和主張，但這些變化都是圍繞著他們的生存和利益的，不用說遊民非常短視，特別重視眼前利益（為了生存，他們不可能考慮更遠的東西，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是為史家們熱衷表彰的農民也不會遠離個人利益這個主題。這些我們將在以後還會加以說明。至於農民起義、農民戰爭是否推動了社會的進步，這需要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