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子上一杯烏龍茶，散播著陣陣幽香，靠在沙發上有意無意地面對電視，享受著退休之後的那份悠閑。我突然想到，退休是不是與退隱有點類似呢？遠離了名利場的是是非非，沒有了職場上的雞爭鵝斗，而且有口安穩飯吃（當然遠不是所有的老人都能這樣，我是托居住在大城市的福了），不必為溫飽操心。有空閑時，想干點什麽就

 干點什麽，不干也沒有人催了……如果胸襟寬闊些、為人通脫些，心閑身安，晚年可以說是人生的享受。古代的隱士們所追求的不就是這些嗎？

一

也許正像佛教所闡釋的人生難以擺脫苦諦，為了追求內心的平和安樂，隱居也是人類社會中某些人的一個選擇，因此許多國家都有隱士的故事。記得我上小學四年級的語文課本（當時用的還是1940年代的課本）里就有一篇歐洲的關於隱士的故事。這是一篇批評隱士的文章，文章認為脫離社會的隱居是不可能的，文明社會所有人的一切都打著社會的烙印，你要生存、要生活就要仰仗他人、仰仗社會。當然這是對的，可是我覺得這有些無的放矢，因為隱士——起碼中國的隱士追求的不是百分之百地擺脫他人與社會，他只是想擺脫社會上的一些自己不能適應的紛爭，選擇自己能夠適應的生活方式。例如傳說中最早的隱士許由，他是唐堯時的能人，很有才德，帝堯曾多次向他請教國事。堯年老了之後，想把君位傳給這位諳熟國事的智者。正在放牛的許由聽到這個消息後，堅決拒絕，而且趕緊跑到潁水河邊洗耳，免得被這些世俗的話汙染。可見隱者許由雖然懂得一些治國的道理，但他不喜歡治國實踐中種種紛爭，所以他逃避從政，但並未要全部脫離社會。這是中國隱士文化的起點。

 傳說中的著名隱士們（被人們稱為“高隱”）幾乎都有拒絕高位引誘經歷，“高位”有時是高官，有時甚至是君位。隱士們為人清高，視世間的名利如糞土，非要到世外漱石枕流不可。這幾乎成了一個公式，正像現今要表彰一位有成就的“海歸”，必須要說他如何拒絕了海外高薪、如何愛國一樣。

 我覺得這不真實。其實，真正的隱士的大多數還是適應不了外部環境，從而選擇了自我疏離的人生態度。這些人是平和的，與世無爭的，為了生存他們也要默默無聞地工作，以獲取生活資料。正像魯迅所說要“朝砍柴，晝耕田，晚澆菜，夜織屨”（《且介亭雜文二集·隱士》），沒有那麽多的時間像後世走終南捷徑的假隱士那樣作秀。這些真隱士大多沒有名字流傳下來，如《論語·微子》中提到的“避世之士”長沮、桀溺悶頭種地，聲名不彰，只是偶然遇到子路，有了那段問答，才被載入《論語》，為後人所知。而且這二人也僅僅是留下了名字，其“貴姓”（雖然先秦男子不稱“姓”，但並非無“姓”）？其“氏”如何（先秦貴族男子必有“氏”）？都不知道。其他如諷刺過孔子的“楚狂接輿”、“荷蓧丈人”等，連個名字都沒有留下來，如果不是與聖人孔子有了接觸，誰知道那時的民間有此等高蹈之士。可笑的是《韓詩外傳》為了擡高隱者還創作了一個故事：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願請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乃夫負釜甑，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所之。

 仿佛只有統治者加以青眼之人才有價值，這又是用做官來高揚“接輿”的老套，可是這位高隱只是從孔子的車旁一過，便消失了，誰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誰，只好以“接輿”（從車旁一過）稱呼他，而到了韓嬰手里“接輿”成了他正式的名字，為了逃避做官還要“變易姓字”，真是可笑。這是戰國以來士人的慣技，仿佛隱居世外的士人，個個才大如海，只要出仕就可以治國平天下。可惜的是隱士們都棄名利如敝屣，高臥不出，弄得大家只能仰望長嘆：“先生不出，如天下何？”然而，這只是個美麗的謊言。隱士大多是弱者，他們自知適應性較差，沒有鐵打銅熬的神經，因之對刺激性強的爭斗采取躲避的態度，不是不為，是不能也。應該說，孔子比較理解他們，認為“天下有道”（社會比較安定和諧）的話，他們也會與其他士人一樣過正常生活的。

二

隱士畢竟還是“士”，有一定的文化，如果沒有文化、或文化過低（所謂“低”隨著時代不同也有差異），那就是一般老百姓了。有文化就難免有文字著作流傳於世，另外，由於隱士生活及其思想意識的獨特性，生活的簡約和為人的低調也是擾攘紅塵熱浪的一副清涼劑，因此很為社會關注，成為文學藝術描寫對象，這些就構成了隱士文化。隱士文化中特有的生活與審美理念，對於士人和社會，對於文學與藝術創作有著廣泛的影響，中國傳統的山水詩和文人畫中所反映的大多是隱士的眼光與情懷。恕我孤陋寡聞，在我狹仄的知識範圍內，似乎除了儒家文化圈內，還沒有聽到過另一文化圈中也有隱士文化，並對自己文化的發展有深刻影響。隱士文化展現了士人內心世界的另一面，使人感到在人的短暫一生中有許多生活方式是可以選擇的。

 傳說中的上古的隱士許由、巢父、務光之類，大約是不可靠的，那時“士人”這一階層還沒有分化出來。沒有士，哪里來的隱士呢？《易經》中專為隱者設了一卦，即“遁卦”，以隱者的吉兇為喻，占卜吉兇。《易經·蠱》的爻辭中又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來頌揚隱士。如果承認《易經》產生於周初，那麽隱士在商周之際已經是一個被人們關注的群體了。從商末周初到20世紀中葉（此時隱士階層徹底被消滅）整整三千年。

 三千年，隱士作為一個階層存在著，如按人頭說何止萬千。其中最傑出者有二人，一是莊周，一是陶淵明。有人問老子為什麽不算？他不是騎著青牛出函谷關，向流沙走去，不知所終了嗎？然而，這些帶有傳說性質，老子這個人是誰，連司馬遷都確定不了，何況我們二千多年以後的人。另外，老子的著作《道德經》中為有權者想得太多，有的地方還流露有殺機，不像是世外人之語，宛然一個強勢人物，至少他想做強者，以弱克強。這與莊子甘居弱者不同。

 莊周雖然被認為是老子的繼承者（其實老子內在精神的繼承者應該是韓非），又做過漆園吏的小官，但他對人生采取的是守勢的，不是個進攻型的人物。莊周從心底認為自己是不能適應當時社會的。他受不了“與物相刃相靡”的折磨，更怕成為“衣以文繡，食以芻叔（草與料豆）”被牽入太廟作犧牲的老牛，因此他是看破了榮華富貴背後的風險（所謂回報越高，風險越大）、安於貧困，徹底出世。他看透了人間紛爭真相，從激烈轉向平淡。《莊子》的“內七篇”說了許多打穿後壁之言，為後代做真隱士者提供了心理支撐。

 陶淵明自雲“少無適俗韻”，個性很強，連給長官打躬作揖都會引起內心的戰爭，可是他經濟負擔可能比莊周大（兒子就有五個），不得不為貧出仕。最終還是“覺今是而昨非”，賦《歸去來辭》而歸隱。此後雖然不能說再沒有“貧富長交戰”了，但他終於融合於大自然的雍容和煦之中，感到這才是自己的歸宿。陶的突出之處在於真誠，他為貧出仕，不以做官為可恥；他不能適應而歸隱，也不以隱居為清高。他沒有矯激，沒有假面，安時處順，享受人生。他雖然不適應俗世，但也不自外於人世。總之，陶淵明的真誠成為後世有操守的文人士大夫處理仕隱的樣板。陶淵明被認識是逐漸的，直到宋代他才成為文人士大夫為人處世必不可少的一面。不僅隱者追求“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陶淵明式的達觀；就是奔走於官場的人們也把陶氏的“歸去來”當作人生休憩的一站。

 莊、陶二人相隔六七百年，完成了核心隱士文化的創造，成為中國士大夫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

自1950年代以來，我們建立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數億人口，每個人都有一個定位，人人生活在“世內”，再沒有世外之人了。不僅城市不可能，農村也斷絕了所謂“隱逸”人的生存環境。

 1949年初，民主人士柳亞子應共產黨之邀北上，他與毛澤東交誼很深，又極度自信，以為毛主席將把國事托付與他，可是當他到北京後一看，發現完全不是這麽回事。牢騷滿腹，他寫詩給毛說“安得南征馳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分湖就在柳的老家江蘇省吳江縣黎里鎮，柳家世居於此，他想回鄉隱居了，作一個像東漢嚴子陵（與東漢開國皇帝劉秀交好）一樣的世外高人。柳亞子先生不懂得這次不是往昔的改朝換代，他想做個太平社會的逸民是完全不可能了。雖然歷朝歷代，都有一些點綴升平隱士（明初，朱洪武時例外）。

 我們試想，如果柳亞子先生回到老家，土改會不會帶上地主帽子？如果僥幸躲過此難，以後的各種運動中他將何以自處？退一萬步說一切運動都沒有事，柳先生要不要加入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參加不參加各種運動？參加不參加五十年代中葉的農村的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本來士人歸隱的目的是追求朝市爭斗之外安謐寧靜的生活，希望得到精神與身體的雙重放松。可是此時農村比城市的生活節律還緊張，對個人生活干擾的力度比城市還要大！當然，柳亞子並沒有回到吳江。毛主席的回贈詩中有句“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於是，1949年3月29日，柳亞子由六國飯店搬進頤和園益壽堂，優哉遊哉地觀魚於昆明湖畔。當然受到如此優待的柳先生還不開心，因為這與他的初衷不合。然而，在我們這些旁觀者看來，柳老先生大約是解放後唯一的可以不問世事並特許的、住在皇家園林的“隱士”了。

 隱士這個階層至此完全消失，隱士文化當然就此斷絕。其實人性是多樣的，社會應該是多元的，文化也應該是多層次的。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現在社會、文化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因此給人性帶來更多的解放。我想過去的小農社會里產生過隱士，當社會行政化之後，隱士被消滅了；現在行政正在日益退出社會，還原社會自生性、自發性，社會又像個社會了，這樣即使有了新隱士我們也不奇怪了。許多退了休的老人遨遊山水，探訪名勝，唱歌跳舞，結伴聯歡，習書作畫，怡情悅性，不再把身外事看得過重，所謂“高位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壽，高壽不如高興”，這種態度是不是深得陶淵明生活的三昧？

 我這本小書所收錄的文章都是退休之後寫的，寫自己願意寫的東西與遨遊山水、探訪名勝一樣是令人高興的事。名為“采菊東籬下”，因為我自來向慕陶淵明的心態：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我覺得老人讀此會感到心有戚戚的，雖然我不飲酒，但脫離了名韁利鎖，超然的心態自會悠然而至，不用刻意追求。當然，這種心態是有養老金為基礎的。

 傳統的隱士文化出自小農社會，工商社會里會不會還有隱士的存在？這很難說。過去大家都是窮人，幾乎沒有個人財產，干一天活，吃一天的飯；現在有了社會分層，一生吃穿不盡的人有的是，這為某些人士隱居，提供經濟基礎。聽說南方有些成功人士打造退居的園林，像模像樣地模仿起消失了近百年的文人士大夫了，不管你說他東施效顰也好，說他作秀也好，說他“土”、沒有文化也好，但確實是個新鮮事。幾十年了，沒有見過。再過幾十年，當暴發戶的二三代的時候，會不會有一些真誠歸隱者出現？這有待於二三十年後做觀察分析了。隱士不是什麽祥瑞，只是一種特殊心態、又有物質基礎的人生活的選擇。

 總之，只要生活在不過度束縛人性的社會，符合人性某個側面的事物都會出現。俗話說“一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人性各如其面。工商社會與農業社會相比，競爭更為激烈、節奏更為緊張，人性更易於被格式化，這更會使一些性情癡重者難以承受。這些人如果吃穿不愁，就沒準選擇避世的生活。聽說，日本衛生部的一項調查顯示，日本的現代隱士急劇增長，且年齡越來越小。這類人不願見其他人，拒絕溝通、行為低調、沈迷網絡，對外界漠不關心，隱於常態社交空間之外，習慣愛理不理的孤僻形象。據統計人數有三百萬之多，香港也有類似的情況。目前，人們把這些當作社會病態看待。實際上，這些人也是不能適應現實生活節律，對社會、人群采取了疏離態度。看來，工商社會更容易出隱士，只是暫時還沒出隱士文化。中國傳統的隱士文化或許能給他們一些啟發哩。（愛思想網站 2015-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