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廢科舉，興學校”以來，學校按照現代工業生產方式的批量地制造著現代知識分子（科舉時代的“文士”是按照手工業方式制造的），而現代工業、企業發展及其對知識分子的吸納能力，卻沒有像知識分子增長得那麽快，因此，幾乎與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產生的同時就有了知識分子相對過剩問題。不過這在二十世紀初，能讀書的，起碼也是家道小康，過剩的人士沒飯吃的現象尚不太嚴重。直到二十年代以後這個問題才日漸突顯了起來，後來，畢業就是失業成為反抗當時政權的一個口號。

解放後，對知識分子采取了包下來的政策，每個知識人都有了個單位，那些沒有或失去了單位的，等待他的除了下放農村以外就是“勞動教養”（五十年代，初設勞動教養制度時本來是安排無業遊民的）。六十年代末，大規模的上山下鄉使得一些沒有下鄉、或下鄉以後自動返城的知識青年成了無正式工作、無穩定收入、甚至無戶口的邊緣人。

改革開放以來戶籍制度松動，知識人依附一定單位的現象有所改變，有些“知識人”在城市中為實現自己的價值而奮斗，從而脫離了對某個單位依附，他們脫離了主流社會，於是便成為城市中的“邊緣知識人”。對於這個群體，一些報告文學的作者注意到了，並寫入自己的作品如吳文光的《江湖報告》，老威的《中國底層訪談錄》等，然而很少有學者對這個群體思想傾向和社會如何引導邊緣知識人等問題發表意見。蕭功秦先生的《當代都市中的邊緣知識人》是我看到第一篇提出並探討這些問題的文章，讀了之後，頗受啟發。

邊緣知識人的生活狀態和思想意識也與宋代活躍於城鄉之間的遊民知識分子類似。他們走出或被拋出宗法網絡，獨自進入城市，靠著他們的技藝和文化知識謀生。由於宋代城市的變遷及商業的繁榮，有了比以前城市大許多倍的容納力，城市市民的文化需求促進了通俗文藝作品發展與繁榮，這些遊民知識人就成為第一代江湖藝人。他們的生活條件與個人經歷十分接近遊民，江湖藝人就成為遊民意識的表達者和遊民文化的創造者（詳見拙作《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遊民與宗法人生活條件不同、經歷差異更大，自然會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獨立的訴求，宋代與宋代以後各種暴力型的社會運動是與這個階層密切相關的。統治者知道這個群體的社會作用，但是拿不出有效辦法處理這個問題。通常是把他們趕回土地上去，即所謂“驅遊民”。

當前邊緣知識人數量還不是很多，熱衷自我實現，他們的追求主要表現在文藝領域。現今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組織能力與古代也有了根本的不同，因此解決這個問題也不困難。過去把所有知識分子全部包下來，把每個知識人都納入一個單位的做法也不一定合適。從好的一面說，它使社會安定，從負面看，它大大束縛了知識分子的創造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再這樣做已經不可能了。而且有些“過剩”的知識人，可以促進人才流動，對文化單位體制的改革也是有好處的，要發揮其正面作用，關鍵是有相應的政策或法律的保證。另外，隨著經濟的發展，擴大社會保障制度，使他們的基本生活有所保障。政府或社會也應建立專門資助邊緣知識人基金，使他們從事的有益於社會的藝術活動得以開展。當然，開放的社會還可以為邊緣知識人做許多事，這些我同意蕭先生的意見。

令人難以茍同的是蕭先生認為近幾年來鼓噪一時的“激進的民粹主義、極端的民族主義”與這個群體有關（當然蕭文中說得比較婉轉，只說對他們有“吸引力”）。當前的邊緣知識人，基本上是活躍在文藝領域，目前，他們的訴求主要表現在個人的發展上。雖然前幾年的說“不”的那本書（那是在日本狂熱民族主義者啟發下出籠的作品），聽說有邊緣知識人的參與操作，但總的來說，他們的關懷不在政治領域，極端思想的倡導和泛濫也與這個群體無關。那些“激進”“極端”倡導者恰恰都是主流社會中的高級知識分子。有些缺少社會責任感的青年才俊，他們大多是學者，教授或高級研究人員，面對國際國內一些社會問題，他們不是平心靜氣、負責任地提出建設性的意見，而是像魯迅批評創造社時所說采取的“只圖自己說得暢快的態度”，出語驚人，發表一些極端主義的意見，大有掃蕩一切之志（與阿Q的“革他媽媽的命”氣概類似）。這種風氣當然不是現在才有的。近百年來，隨著遊民的增多遊民文化影響到非遊民階層，在遊民社會化的同時，也出現了社會遊民化的問題（魯迅所寫的阿Ｑ是典型的遊民，而阿Ｑ精神卻帶有國民性就是個確證），不屬於遊民階層的人也受到遊民的影響。遊民文化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把傳統文化中的非規範的一面推到極端。

受到遊民意識影響的知識人在近現代史負面作用也是很明顯的，民初就有一批空手練空拳的知識分子，穿梭於軍閥豪門之間，在為軍閥豪門出謀劃策的同時，爭得一些自己的利益。魯迅說那些包圍“猛人”的親信即屬此類，他們愛發表極左或極右的意見，總之以驚警動人才好，因為這樣才能聳動聽者。那些軍閥豪門有見識者少，易為外界左右者多，所以包圍者的意見也常被采納，民初時期，軍閥之間，你去我來，而招數大體相同，其原因就在於背後的出招者就是那一些人。魯迅甚至想寫一篇《包圍新論》，來分析這些人。這類知識人的政治主張不斷地變更，而且變化的原因又無跡可求。政治主張完全成為追求個人利益的工具。魯迅很形象地描繪他們“說要人幫忙時候用克魯巴金的《互助論》，要和人爭鬧時候就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論”（《上海文壇之一瞥》）。這些人某個時期占了上風，這個時期的老百姓就要遭受苦難，稍微年齡大一些的都有切身感受。二十世紀宗教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極端主義”都曾上台表演過，結果如何，歷史似乎已經作了結論。（收藏自 2015-04-10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