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古典文學研究是極其豐富多彩了，不論從研究內容的廣泛來看，還是從研究方法的多樣來說都是20年前遠不能比擬的了。20世紀80年代初，我在文學研究所《文學遺產》雜志編輯部做編輯，那時關於古代文學研究的來稿，大多集中在4個方面，即古典文學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作品的影響及古代作家生平和思想傾向。這種狀況與其他學科相比就有很大差距。編輯部中的幾位編輯經常議論如何開拓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問題。

我比較注重文學與文化的關系，因為我想文學是文化的一部分，要很好地理解古代文學必須對當時的文化背景有個比較深入的認識，這種想法我與當時在中華書局工作的傅璇琮、許逸民等先生也議論過，後來還一起編纂了《大文學史觀叢書》，目的在於倡導文化與文學的交叉研究，不過這套書影響不大。第一輯收了5本——包括陳書良的《六朝煙水》（研究六朝社會風氣與文學的關系）、戴偉華的《唐代幕府與文學》、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研究唐代道教與文學的關系）、張宏生的《感情的多元選擇》（研究宋末元初民族意識與文學的關系）、韓經太的《心靈現實的藝術透視》（研究歷代文人心理與文學創作的關系）。這些著作都比較好地體現了文學史與文化史或社會的結合研究，每種只印了5000冊，沒有能繼續出下去。當時我本打算寫一本關於通俗小說與秘密會社關系的書就想編在這套書中，因為不再出了只好作罷。

還是在“文革”當中，讀蕭一山《清朝簡史》，當他講到清代天地會時，引了會中流行的歌謠，有“桃園結義三炷香，有情有義是宋江”的句子，覺得很有趣，半首造反歌謠就涉及到古代兩大名著——《三國志演義》《水滸傳》。可見通俗小說在民間影響之大。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後我就注意搜集秘密會的文件，從中探索它與通俗文藝作品的關系。隨著對秘密會社認識的逐步深入，我感到秘密會社不僅是受到通俗文藝作品的影響的問題，這些組織從思想到行動、從政治到組織無不是被通俗文藝所規範的。而且感到這些組織及其會眾的政治訴求與當時的民間（主要指宗法農民）有很大差別，而他們思想卻與江湖藝人創作的文藝作品很接近，把這些籠統稱之為“民間”，與宗法農民、宗法意識等量齊觀是不合適的。這種差別的原因就在秘密會社的成員多是脫離了宗法的民眾，江湖藝人也是脫離了宗法的分子，闖蕩江湖，藉創作或表演通俗文藝作品以謀生。兩者共同點在於都是脫離了宗法網絡的人，所以江湖藝人創作的作品才能在秘密會社的會眾那里引起強烈的共鳴。脫離了宗法的民眾我稱之為“遊民”。這樣不僅把通俗文藝的研究與秘密會社的研究串連了起來，而且領悟出我國傳統文化中除了占主流位置的儒家、道家、佛家的文化外還有一家，那就是處於非主流位置的遊民文化。因此我才開始了從通俗文藝作品出發研究遊民文化，關注它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對於秘密幫會和遊民我還是有些感性認識的。北方最大的遊民秘密組織（民國期間已經公開化）是在理會。解放前北京經濟衰落，遊民眾多，在理會更是活躍，在遊民中吸收大量的會眾。會眾聚會的場所叫“會所”或“公所”。在我的家附近就有一個會所，每日會眾熙來攘往，特別熱鬧，搞“齋會”“點理”“叫山”（會眾聚會儀式），大多借助於通俗文藝作品，以吸引會眾。領眾（會首）所講除了一些善書外，盡是評書或京劇中的故事。我見過這個會所的領眾，他個頭不高，大約60有余，花白胡須、平日著黑布長衫、干凈利落仿佛年高有德之人。誰能想得到，他就是一個遊民頭領、一跺腳能使北京南城一帶亂顫的人物呢？這些點滴的感受使我對遊民社會及文化的研究有一些鮮活感。（愛思想網站 2015-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