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某日晚上23點，我抵達西安咸陽機場，坐機場大巴花了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走了40公里。到了鐘鼓樓，依然很繁華。中國的夜生活很豐富，跟日本不一樣，日本的夜生活是上班的延伸，而中國則是一種拋開工作的、不受干擾的、隨心所遇的獨立空間。中國百姓掌握著怎麼把不滿和郁悶釋放出來，真令人羨慕。

西安是人口超過700萬的大城市，很時尚很現代，年輕人早就把麥當勞和星巴克視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鐘鼓樓附近的回民街也好，沿著城墻的西安胡同也好，都令人聞到古老的味道。在回民街吃的菠菜面是6元，酸梅湯是1元（比北大校園還便宜）。這裏既是吸引遊客的景點，也是居民經營生活的場所。古今東西，西安似乎把傳統和古老保存的比北京更完美。…

我去了兩次世博，人太多了，根本沒有耐心排隊。仔細觀察發現，幾乎所有的參觀者都是中國人。我在北京連線香港的主持人任韌，在上海連線的鳳凰衛視評論員鄭浩先生介紹說，90%以上的遊客都是中國人。外國人來得太少，從借此機會加強中外交流、加深中西理解的角度看，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

我曾向不少西方媒體人打聽過從新聞價值的角度出發對上海世博感不感興趣。他們基本認為：不大感興趣，只做最基本的報道，其他都不做了，反正是政府的表演舞臺嘛。…

2010年5月1日，上海世博會開幕了。晚上的煙火讓我想起了家鄉伊豆在海邊每年舉行一次的“煙火節”。看煙火，日文叫“花火”，對日本百姓來說是最好的情緒釋放，把平時積累的所有郁悶和不滿都釋放出去，大家一起享受節日的歡樂。

世博的歷史一脈相承。愛知到上海，讓我想起了少年時代專門從事的“接力賽跑”，它包含著所有隊友的汗水，是心連心、手牽手的靈魂交接。我曾接觸過許多被派遣到日本愛知縣吸取愛知世博之經驗的中國官員，但願愛知經驗能夠為中國模式提供一點點參照。一衣帶水的中國和日本，地理上很接近，雖然曾發生過不幸的歷史，國家實力關係的歷史性變化也折射著些許互不信任，但經貿上、文化交流上、人文情懷上的相互依存是不爭的事實。相鄰的中國館和日本館將攜手展現對“環保”、“綠色”的極高忠誠度。…

2010年9月中旬，我在海外待了10天，不在北京的這段時間，《環球時報》編輯告訴我說：“在你離開的這幾天，北京大堵車，超級無敵堵。一個是節前，好多人送禮，外地車多。另外就是開學了，很多家長要接送孩子”。我畢竟在北京這座行走成本居高不下的大城市待了七年，對這些現象不難理解。編輯接著說：“中國的學校硬件不差，但是居然都沒有校車”。

我立即反駁：“學校有沒有校車與北京大堵車無關”。…

我從2004年開始在人大附中教日語。一天傍晚放學，在高中樓一層大廳，我跟一位年輕的中國教師邊走邊聊。同學們穿著校服，背著書包，有的大聲聊天，有的吃零食，紛紛離開校園。我感覺很孤立，幾乎沒有一個學生理我們。

我問旁邊的老師：“他們怎麼回事，面對著老師，連‘再見’都不說？”老師回答：“現在的孩子都是這樣的，忙他們自己的。”忽然，有個女生邊跑邊向我們擺擺手，快速說：“拜拜！”只有這一個學生打招呼，用的是英語。老師說：“那是馬來西亞的留學生。”…

四



2010年6月，高考那一天，我在北京地鐵一號線終點站四惠東站入口處看到了“高考生優先安檢”的牌子。我不由自主地停了下來，看著那張牌子陷入沈思。我曾在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當過外教，人大附中畢竟是升學率高的學校，學生們也都很活潑、聰明、睿智。只是除了那些靠金錢或權力出國留學的孩子之外，他們都要面臨高考的壓力。曾經無數家長為孩子的未來表示過擔憂，並向我詢問：“加藤老師，您看我孩子怎麼樣？”

我平時也收到無數高中生的郵件，其中來自高考生的郵件最多，內容大概都是“加藤老師，我是您《Vista看天下》專欄的忠實讀者，很喜歡您的專欄。我是即將面臨高考的學生，最近壓力很大，實在受不了，我們中國的孩子為什麼……”…

三

2010年1月，北京市政府下令，北京地鐵站內除《北京娛樂信報》之外的報紙一律被禁售。理由為超過500萬人次的大客流難以控制，目的為確保乘客安全。這條新規引發軒然大波，市民們從輕視民意的角度表示不滿。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1號線和10號線交接的國貿站，確實見不到報紙銷售員了。站臺上的人數似乎少了一些，氛圍似乎冷清了一些。上車後發現，果然沒有人看報紙，很正常，畢竟買不到嘛，普通百姓把在外面買的報紙帶到地鐵裏專門翻一翻，有些夠嗆。看看周圍，有打遊戲的，聊天的，吵架的，吃喝的，比原來亂了些，吵了一些。…

二

“請問，地鐵安檢究竟持續多久？”

“不知道，直到地鐵消失吧。”

“你們為何不對所有人安檢呢？”

“我們忙不過來啊，只好抽檢！”

“以什麼為標準呢？”

“你要幹嘛？”…

我在北京，平時都坐地鐵。從我剛來北京的2003年至後奧運時代的2010年，北京的地鐵發展很快，變化很大。地鐵是我觀察中國的重要窗口。地鐵是反映一個城市文明程度與發展水平、人民素質與文化面貌的珍貴鏡子。每到一座城市，只要有，我都會選擇坐地鐵，從感受地鐵的草根角度觀察中國。在這裏，我想跟讀者分享“我與北京地鐵”的四大故事。

一

2008年5月的某一天，我去天津出差，先從北大走到五道口，坐城鐵到西直門，再坐開往北京站方向的2號環線。與平時一樣，我拿著《新京報》，度過地鐵裏的時光。…

2010年1月上旬，我第一次從廣州進港，為的是參加鳳凰衛視的節目。我曾去過香港，但是從北京飛過去的，沒有從陸上進去過。從廣東東站坐和諧號，到了深圳的羅湖，到處能看到往香港的標識，原來大陸和香港是這麼近的。週末人多，平時還好。

上火車到了新界的大埔墟站，22港幣。撲面而來的空氣，車站的佈置，電梯、樓梯等的連接，出站後的風景，便利店，星巴克，ATM等幾乎與日本相同。香港使用繁體字，我都看得懂，只是那些服務員說得基本都是廣東話，只好用英語溝通。最近去香港的大陸人特別多，香港不斷被“內地化”，在地鐵裏播放著廣東話、普通話、英語三種語言。但能用普通話正常溝通的人並不多，這點出乎我的意料。…

2010年3月，這是我第二次到南京訪問。前一天在上海參加第一財經《頭腦風暴》節目，談了“豐田會不會完蛋”的問題，晚上感受了一下上海夜生活。本打算早點出發，但晚上喝酒喝得太多了，9點鐘才起床，只買到動車組93元的無座票。在我坐的車廂裏，到處都是解放軍南京軍區的軍人，帶著許多行李，應該是剛剛在外地受過集訓的吧。這一場面仿佛讓我進入《南京！南京！》裏的場景。

作為一個日本人，來南京還是感覺到一種壓力的。這跟在香港因聽不懂人家說的話而感到的壓力不同，而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政治壓力。不過，我還是很喜歡南京這個文化很深厚的古都。…

我站在日本人的角度稍微展開一點。眾所周知，日本是個“性大國”。受中國男人極大歡迎的“AV”片不用說，制作過程很精致，除了日本人的國民性之外，還體現了經驗的豐富和多元。日本人一般在工作等公共場合承受著巨大壓抑感，一旦回到私人空間，往往就變得很瘋狂，“性”則是瘋狂的對象，女人往往比男人還開放。

不過，日本在“性”方面的政策法規是非常嚴格的。比如，未成年人不可以在便利店購買有關色情的雜誌，包括《花花公子》。自稱享受著“言論自由”的日本輿論界，色情方面是罕見的受到政府“監控”的領域，原因是它有可能破壞社會秩序，不利於青少年健康成長。…

2010年4月底我參加了一場跟“性”有關的座談會。就像其他名人嘉賓帶著害羞感表達的那樣，“這個話題不好在公共場合說出來”。在中國，“性”就像“政治”一樣是敏感話題，更是體制問題。難道存在“正確”與否或“內外”之分？

今天中國人在性的“實踐”方面開放很多了，可以斷定，改革開放中的中國社會已經基本實現了“性解放”。只是在有關“言論”方面，由於它本身具備的隱私性，再加上東方文化的內向性，還有中國特色的體制性，大家還是小心翼翼地談性。

無可厚非，“性”本質上是私人事務，只要不違法，在不危害他者權利和社會秩序的前提下，一個人在私人場合做什麼都不成問題，公權力也不該給予任何干涉。“性”類似於吃飯或睡覺，是一個合法公民擁有的基本人權。何況，沒有性了，人類的繼承過程也自然中斷。…

福原愛是日本最有名的乒乓球選手。2007年4月，她上了許多中國朋友熟悉的早稻田大學，但由於種種原因，2010年3月中途退學。她從小就引起日本國民廣泛而密切的關註，我們都叫她小愛，覺得她的娃娃臉很可愛，她努力練習乒乓球的身影也曾經感動過無數日本人。福原愛哭，輸掉比賽，輸給自己的時候常常哭泣，大家總為她鼓勵加油。

中國朋友們好像更熟悉福原愛，這與她的教練是中國人有關系。她曾經在遼寧本鋼隊裏訓練，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和地道的東北話，她還訪問過奧運冠軍張怡寧畢業的北京什剎海體育學校。她與中國有著很深的緣分，對她來說，中國就是第二故鄉。

小愛曾經接受中央電視臺《面對面》采訪，被主持人問起家庭困難問題的時候，忍不住淚流滿面。我相信，無數中國人被她感動。小愛在我眼裏也是個能夠吃苦、能夠踏踏實實努力的人。…

2010年底廣州終於作為東道主舉辦了亞運會，作為前長跑運動員的我也很興奮，從頭到尾對它進行了一番審視。結果發現最有趣的還是人，體壇上的那些風雲人物。我選擇了三個人，他們分別是：李永波、福原愛、劉翔。

2010年10月29日晚上，我在深圳出席了“2010中國杯帆船賽藍色盛典·時代騎士勛章授勛儀式”。早些時候，我和中國羽毛球國家隊總教練李永波先生代表11名2010年時代騎士參加了新聞發布會。李老師右耳帶著藍牙，一副嚴肅的表情，聲音低沈，相當有禮貌地打著電話，好像在談亞運會的事情。他的嚴肅和低調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奧運之後，中國體育下一步怎麼走？

中國體育界正處於過渡期，就像改革開放或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一樣，正在探索中。在美國，體育幾乎是以商業運作取得發展的。美國的做法證明，體育既可以充滿媒體效應，也完全可以依靠市場推動。從美國運動員的身上，看不到國家的影子，大家都純粹為自己而奮鬥。國家榮譽永遠是結果，而不是目的。

在日本，所有運動員從小是跟其他普通學生一起上課、考試的，利用業余的時間訓練，沒有什麼特別的待遇。日本人相信“文武兩道”對一個人的成長來說是最健康的，即學校的學習和業余的訓練都很重要，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2008年，中國多事之年，舉國關注的北京奧運會結束了。我有兩個印象：一是奧運會進程順利平安，這應該超越了此前國內外人士的“預期”；二是中國最後獲得了51枚金牌，100枚獎牌。從排名看，金牌數第一，獎牌數第二。我不討論兩者哪個更有價值，不管怎樣，作為本屆東道主，中國隊在奧運會上的表現是驚人的，讓我感到中華民族是能夠創造奇跡的。

我以前在日本是專業長跑運動員，體育特長生。從14歲到17歲，主要參加800米、1500米、5000米的比賽，還有長距離接力賽跑，這是我最喜歡的，很有團隊的感覺。雖然自己已經“退役”8年多了，但我依然願意以運動員的眼光關註體育界的動態，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這次我在北京親眼目睹，並以自己的方式親歷奧運，對體育界的思考欲達到了高峰。下面提出的幾個問題，可以算作我這個非專家的草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