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彥（1902～1944），浙江鎮海人，現代作家。著有長篇小說《憤怒的鄉村》，散文集《隨蹤瑣記》等。

二十幾年前，父親從外面帶了一架時鐘給母親；一尺多高，上圓下方，黑紫色的木框，厚玻璃面，白底黑字的計時盤，盤的中央和邊緣鑲著金漆的圓圈，底下垂著金漆的鐘擺，釘著金漆的鈴子，鈴子後面的木框上貼著彩色的圖畫——是一架堂皇而且美麗的時鐘。那時這樣的時鐘在鄉裏很不容易見到；不但我和姊姊非常覺得希奇，就連母親也特別喜歡它。

她最先把那時鐘擺在床頭的小櫥上，只允許我們遠望，不許我們走近去玩弄。我們愛看那鐘擺的晃搖和長針的移動，常常望著望著忘記了讀書和繡花。於是母親搬了一個座位，用她的身子擋住了我們的視線，說：

“這是聽的，不是看的呀！等一會又要敲了，你們知道呆看了多少時候嗎？”

我們喜歡聽時鐘的敲聲，常常問母親：

“還不敲嗎，媽？你叫它早點敲吧！”

但是母親望了一望我們的書本和花繃，冷淡地回答說：

“到了時候，它自己會敲的。”

鐘擺不但自己會動，還會得得地響下去，我們常常低低地念著它的次數；但母親一看見我們嘴唇的嗡動，就生起氣來。

“你們發瘋了！它一天到晚響著，你們一天到晚不做事情嗎？我把它停了，或是把它送給人家去，免得害你們吧！……”

但她雖然這樣說，卻並沒把它停下，也沒把它送給人家。她自己也常常去看那鐘點，天天把它揩得幹幹凈凈。

“走路輕一點！不準跳！”她幾次對我們說，“震動得厲害，它會停止的。”

真的，母親自從有了這架時鐘以後，她自己的舉動更加輕聲了。她到小櫥上去拿別的東西的時候，幾乎忍住了呼吸。

這架時鐘開足後可以走上一個星期。不知母親是怎樣記得的。每次總在第七天的早晨不待它停止，就去開足了發條。和時鐘一道，父親帶回家來的，還有一個小小的日晷。一遇到天氣好太陽大，母親就在將到正午的時候，把它放在後院子的水缸蓋上。她不會看別的時候，只知道等待那紅線的影子直了，就把時鐘糾正為十二點。隨後她收了那日晷，把它放在時鐘的玻璃門內。我們也喜歡那日晷，因為它裏面有一顆指南針，跳動得怪好看。但母親連這個也不許我們玩弄。

“不是玩的！”她說，“太陽立刻就下山了，還不趕快做你們的事嗎？……”

這在我們簡直是件苦惱的事情。自從有了時鐘以後，母親對我們的監督愈加嚴了。她什麼事情都要按著時候，甚至是早起，晚睡和三餐的時間。

冬天的日子特別短，天亮得遲黑得早。母親雖然把我們睡眠的時間略略改動了些，但她自己總是照著平時的時間。大冷天，天還未亮，她就起來了。她把早飯煮好，房子收拾幹凈，拿著火爐來給我們烘衣服，催我們起床的時候，天才發亮，而我們也正睡得舒服，怕從被窩裏鉆出來。

“立刻要開飯了，不起來沒有飯吃！”

她說完話就去預備碗筷。等我們穿好衣服，臉未洗完，她已經把飯菜擺在桌上。倘若我們不起來，她是決不等待我們的，從此要一直餓到中午，而且她半天也不理睬我們。

每次每次當她對我們說幾點鐘的時候，我們幾乎都起了恐懼，因為她把我們的一切都用時間來限制，不準我們拖延。我們本來喜歡那架時鐘的，以後卻漸漸對它憎惡起來了。

“停了也好，壞了也好！”我們常常私自說。

但是它從來不停，也從來不壞。而且過了兩三年，我們家裏又加了一架時鐘了。

那是我們陰配的嫂嫂的嫁妝。它比母親的一架更時新，更美觀，聲音也更好聽。它不用鈴子，用的鋼條圈，敲起來聲音洪亮而且余音不絕。

我們喜歡這一架，因為它還有兩個特點：比母親的一架走得慢，常常走不到一星期就停了下來。

但母親卻喜歡舊的一架。她把新的放在門邊的琴桌上，把揩抹和開發條的事情派給了姊姊。她屢次看時刻都走到自己的床邊望那架舊的。

“你喜歡這一架”，母親對姊姊說，“將來就給你做嫁妝吧。當然，這一架樣子新，也值錢些。”

我想姊姊當時聽了這話應該是高興的。但我心裏卻很不快活。我不希望母親永久有一架那樣準確而耐用的時鐘。

那時鐘，到得後來幾乎代替了母親的命令了。母親不說話，它也就下起命令來。我們正睡得熟，它叮叮地叫著逼迫我們起床了；我們正玩得高興，它叮叮地叫著，逼迫我們睡覺了；我們肚子不餓，它卻叫我們吃飯；肚子餓了，它又不叫我們吃飯……

我們喜歡的是要快就快，要慢就慢，要走就走，要停就停的時鐘。

姊姊雖然有幸，將得到一架那樣的時鐘，但在出嫁前兩三個月，母親忽然要把它修理了。

“好看只管好看，亂時辰是不行的，”她對姊姊說，“你去做媳婦，比不得在家裏做女兒，可以糊裏糊塗，自由自在呀。”

不知怎樣，她竟打聽出來了一個會修時鐘的人，把他從遠處請到家裏，將那架新的拆開來，加了油，旋緊了某一個螺絲釘，弄了大半天。母親請他吃了一頓飯，還用船送他回去。

於是姊姊的那架時鐘果然非常準確了，幾乎和母親的一模一樣。這在她是禍是福，我不知道。只記得她以後不再埋怨時鐘，而且每次回到家裏來，常常替代母親把那架舊的用日晷來對準；同時她也已變得和母親一樣，一切都按照著一定的時間了。

我呢，自從第一次離開故鄉後，也就認識了時鐘的價值，知道了它對於人生的重大的意義，早已把憎惡它的心思一變而為喜愛的了。因為大的時鐘不合用，我曾經買過許多掛表，既便於攜帶，式樣又美觀，價錢又便宜。

我記得第一次回家隨身帶著的是一只新出的夜明表，喜歡得連半夜醒來也要把它從枕頭下拿來觀看一番的。

“你看吧，媽，我這只表比你那架舊鐘有用得多了，”我說著把它放在母親的衣下。“黑角裏也看得見，半夜裏也看得見呢！”

但是母親卻並不喜歡。她冷淡地回答說：

“好玩罷了，並且是啞的。要看誰走得準、走得久呀。”

我本來是不喜歡那架舊鐘的，現在給她這麼一說，我愈加發現它的缺點了：式樣既古舊、攜帶又不便利，而且擺置得不平穩或者稍受震動就會停止；到了夜裏，睡得正甜蜜的時候，有時它叮叮敲著把人驚醒了過來，反之，醒著想知道是什麼時候，卻須靜候到一個鐘頭才能聽到它的報告。然而母親卻看不起我的新置的完美的掛表，重視著那架不合用的舊鐘。這真使我對它發生更不快的感覺。

幸而母親對我的態度卻改變了。她現在像把我當做了客人似的，每天早晨並不催我起床，也並不自己先吃飯，總是等待著我，一直到飯菜冷了再熱過一遍。她自己是仍按著時間早起，按著時間煮飯的，但她不再命令我依從她了。

“總要早起早睡，”她偶然也在無意中提醒我，而態度卻是和婉的。

然而我始終不能依從她的願望。我的習慣一年比一年壞了：起來得愈遲，睡得也愈遲，一切事情都漫無定時。我先後買過許多表，的確都是不準確的，也不耐久的；到得後來，索性連這一類表也沒用處了。

但母親卻依然保留著她那架舊鐘：屋子被火燒掉了，她搶出了那架舊鐘，幾次移居到上海，她都帶著那架舊鐘。

“給你買一架新的吧，不必帶到上海去。”我說。母親搖一搖頭：

“你們用新的吧：我還是要這架用慣了的。”

到了上海，她首先拿出那架舊鐘來，擺在自己的房裏，仍是自己管理它。

它和海關的鐘差不多準確，也不需要修理添油。只是外面的樣子漸漸老了：白底黑字的計時盤這裏那裏起了斑疤，金漆也一塊塊地剝落了。

至於母親，自從父親去世後也就得了病，愈加老得快，消瘦下來，沒有精力做事情。

“吃現成飯了，”她說，“一切由你們吧。”

她把家裏的事情全交給了我和妻，常常躺在床上睡覺。

但是她早起的習慣沒有改。天才一亮，她就起床了。她很容易餓，我們吃飯的時間就不得不和她分了開來。常常我們才吃過早飯，她就要吃中飯。她起初也等待我們，勸我們，日子久了，她知道沒辦法，便徑自先吃了。

“一天到晚，只看見開飯，”她不高興的時候，說。“我還是住在鄉下好，這裏看不慣！”

真的，她現在不常埋怨我們，可是一切都使她看不慣，她說要住到鄉下去，立刻就要走的，怎樣也留她不住。

“鄉下冷清清的沒有親人，”我說。

“住慣了的。”

“把你頂喜歡的子孫帶去吧。”

但是她不要。她只帶著她那架舊鐘回去。第二次再來上海時，仍帶著那架舊鐘。第三次，第四次……都是一樣。

去年秋季，母親最後一次離開了她所深愛的故鄉。她自知身體衰弱到了極度，臨行前對人家說：

“我怕不能再回來了。上海過老，也好的，全家在眼前……”

這一次她的行李很簡單：一箱子的壽衣、一架時鐘。到得上海，她又把那時鐘放在她自己的房裏。

果然從那時起，她起床的時候愈加少了，幾乎一天到晚都躺在床上，而且不常醒來。只有天亮和三餐的時間，她還是按時的醒了過來。天氣漸漸冷下來，母親的病也漸漸沈重起來，不能再按時去開那架時鐘，於是管理它的責任便到了我們的手裏。但我們沒有這習慣，常常忘記去開它，等到母親說了幾次鐘停了，我們才去開足它的發條，而又因為沒有別的時鐘，常常無法糾正它，使它準確。

“要在一定時候開它，”母親告訴我們說，“停久了，就會壞的，你們且搬它到自己的房裏去吧，時時看見它就不會忘記了。”

我們依從母親的話，便把她的時鐘搬到了樓上房間裏。幾個月來，它也很少停止，因為一聽到它的敲聲的緩慢無力，我們便預先去開足了發條。

但是在母親去世前的一個月裏，我們忽然發現母親的時鐘異樣了：明明是才開足二三天，敲聲也急促有力，卻在我們不註意中停止了。我們起初懷疑沒放得平穩，隨後以為是孩子們奔跳所震動，可是都不能證實。

不久，姊姊從故鄉來了。她聽到時鐘的變化，便失了色，絕望地搖一搖頭，說：

“媽的病不會好了，這是個不吉利的預兆……”

“迷信！”我立刻截斷了她的話。

過了幾天，我忽然發現時鐘又停止了。是在夜裏三點鐘。早晨我到樓下去看母親，聽見她說話的聲音特別低了，問她話老是無力回答。到了下半天，我們都在她床邊侍候著，她昏昏沈沈地睡著，很少醒來。我們喊了許久，問她要不要喝水，她微微搖一搖頭，非常低聲的說：

“不要喊我……”

我們知道她醒來後是感到身體的痛苦的，也就依從著她的話，讓她安睡著。這樣一直到深夜，我們看見她低聲哼著，想轉身卻轉不過來，便餵了她一點點湯水，問她怎樣。

“比上半夜難過……”她低聲回答我們。

我覺得奇怪，懷疑她昏迷了。我想，現在不就是上半夜嗎，她怎麼當做了下半夜呢？我連忙走到樓上，卻又不禁驚訝起來：

原來母親的時鐘已經過了一點鐘了。

我不明白，母親是怎樣聽見樓上的鐘聲的。樓下的房子既高，樓板又有二層。自從她的時鐘搬到樓上後，她曾好幾次問過我們鐘點。前後左右的房子空的很多，貼鄰的一家，平常又沒聽見有鐘聲。附近又沒有報時的雞啼。這一夜母親的房子裏又相當不靜寂，姊姊在念經、女工在吹折錫箔，間而夾雜著我們的低語聲、走動聲。母親怎樣知道現在到了下半夜呢？

是母親沒有忘記時鐘嗎？是時鐘永久跟隨著母親呢？我想問母親，但是母親不再說話了。一點多鐘以後她閉上了眼睛，正是頭一天時鐘自動地靜默下來的那個時候。

失卻了一位這樣的主人，那架古舊的時鐘怕是早已感覺到存在的悲苦了吧？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