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底廣州終於作為東道主舉辦了亞運會，作為前長跑運動員的我也很興奮，從頭到尾對它進行了一番審視。結果發現最有趣的還是人，體壇上的那些風雲人物。我選擇了三個人，他們分別是：李永波、福原愛、劉翔。

2010年10月29日晚上，我在深圳出席了“2010中國杯帆船賽藍色盛典·時代騎士勛章授勛儀式”。早些時候，我和中國羽毛球國家隊總教練李永波先生代表11名2010年時代騎士參加了新聞發布會。李老師右耳帶著藍牙，一副嚴肅的表情，聲音低沈，相當有禮貌地打著電話，好像在談亞運會的事情。他的嚴肅和低調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們第一次坐下來聊天時，旁邊還有此次活動主辦方之一《新周刊》的執行總編輯，我的老大哥封新城。我說“我是來自日本伊豆的”，李老師的表情稍微放松了一些，“哦，是麼，我去過，很漂亮的地方”，我聽了很開心。我接著說：“我原來也是運動員，搞長跑的，在國家青年隊待過。”李老師的表情再次輕松起來：“噢，是麼，你也是搞運動的啊。”這就是體育擁有的特別魔力，讓我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出生在不同的年代、從事不同的項目、擁有截然不同生長背景的兩個人，在陌生的城市，幾分鐘就拉近了距離，產生了共同語言。

接下來，我問他：“李老師，廣州亞運會準備得怎麼樣？中國羽毛球隊很強呢。”李老師輕松愉快的面孔不知不覺地嚴肅起來。他是資深的運動員、體育家，這不是頭腦的理性，而是本能的反應。“這次廣州亞運會將很艱難，說實話，對於中國羽毛球來說，亞運比奧運更難，因為強大隊伍都集中在亞洲。”他嚴肅的表情也能印證他內心的擔憂。“亞運比奧運更難獲勝”，這點讓我感到相當新鮮有趣。當然，這也不能一概而論，有些項目肯定是奧運比亞運更難，比如足球、短跑、排球等。

我們往往容易陷入慣性思維：凡是規模大、平臺大的就很難面對、克服，實際上不見得。比如，就我個人的經歷而言，我在中學的長跑隊的時候，在我們的縣（等於中國的省）的比賽取得好成績，進入前6名，參加地區比賽（等於中國“華北”、“華南”等概念）比較容易，但有關部門規定，每一個學校只能有3個名額。那麼，對我來說，在校隊內部的競爭才是最難的。我相信，中國羽毛球隊員也面臨同樣的競爭困境。

“尤其韓國隊是很強的。”我冒昧地問，“日本隊也還行，但沒有韓國隊那麼威脅中國隊吧？”他很給我這個日本人面子，低調回應一句：“日本女雙還可以。”到今天為止，李老師已經培養出了65位世界冠軍，他很低調卻很堅毅地說出他的夢想：“為祖國培養出100位世界冠軍。”

那天晚上，李老師是第一個領獎的，原因是他晚上要趕回廣州。國家隊正面臨最後集訓，他不能不在。他在臺上依然保持著嚴肅和低調，在眾人矚目下發表了獲獎感言：“能夠獲得這樣的獎，我現在更多想到的是我們的羽毛球隊，首先感謝中國羽毛球的團隊，跟我一起共同工作的教練們，我現在要感謝他們，我覺得獲得這樣一個獎當然是對我們工作的肯定，但更多的是對我今後工作的鞭策，以及我們的身邊的朋友、我的家人都告訴我，你獲的獎越多，你越要更努力地工作。所以我要更加努力工作，爭取獲得更多世界冠軍。謝謝大家的支持”。

暗暗的會場和攝影師投放出的閃光之間呈現出絕妙的映襯。1990年北京亞運會，李永波作為選手參加比賽，為祖國斬獲了兩枚金牌，時隔20年，這次作為總教練回到祖國舉辦的亞運會，真是為此全身奉獻。在臺上，李老師懷有什麼樣的心態，我不知道，但那一刻，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我發自內心地為這位異國的資深體育家感到驕傲。

廣州亞運會開始了。

11月14日，亞運會乒乓球女子團體A組的一場小組賽中，福原愛率領日本隊以3比1戰勝了中國臺北隊。比賽中福原愛讓球的“插曲”卻在賽後引起了各方爭議。在與臺北選手黃怡樺的對決中，福原愛明顯占據上風，尤其是在比賽進行至第二局時，福原愛未失一球，將比分一直打到10比0，就在福原愛手握局點將要送鴨蛋給對手的關鍵時刻，她卻故意發高球出界，主動送給了對手一分，最終以11比1拿下了這一局較量。福原愛似乎模仿了她的好姐姐張怡寧以前溫情的一幕。此番“讓球”舉動，在現場贏得了觀眾的掌聲，卻也在賽後受到頗多質疑。有媒體評論認為：在競技體育的賽場上，運動員本應該尊重比賽，最大程度地發揮個人的潛能，勝固驚喜，敗亦欣然。

在賽後采訪中，福原愛對此作出解釋：“自己不能打對手11比0，‘吃鴨蛋’會讓對手很難看。”這無疑是她在賽場上作出的人性化選擇，也比較符合日本人做事的風格。反對的聲音不要緊，任何文化作風都有矛盾的一面，希望小愛能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

之後，由福原愛率領的日本隊以0比3的成績敗給中國隊。對此，小愛表示：“與中國一戰我完全打不出自己的水平。光從分數來看，我們是輸了，但我覺得還是打出了一些好球的。”

在廣州亞運會上，帶著娃娃臉的福原愛無疑是巨大焦點。中國媒體也一直跟蹤她在廣州比賽和生活上的一系列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