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存美學在福柯思想體系中的地位

　　　　

福柯的生存美學(l’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是他長期進行知識考古學(l’archéologie du savoir)以及權力和道德系譜學(la généalogie du pouvoir et de la morale)研究的直接成果，也是他自身生活歷程的經驗總結和實踐智慧(phronesis)的結晶，同時又是他在探索西方思想源頭和批判古希臘羅馬時代原有生存美學古代版本的基礎上，為了徹底擺脫近代西方思想及其社會制度的約束，根據現代生活條件而創造性地設計出來的新型的自由生活方式(une nouvelle manière de vivre)。…

四 生存美學是永恒逾越的實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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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福柯對傳統主體論的系譜學批判，是他建構生存美學的基礎和出發點。正如福柯所說﹕實際上，“唯有首先通過將主體自身的存在納入真理遊戲之中的代價，真理才有可能被賦予主體自身”(la vérité n’est donnée au sujet qu’à un prix qui met en jeu l’être même du sujet)(Foucault, 2001: 17)。所以，福柯明確地指出：“我的問題，始終都是關於主體與真理的關系﹔也就是說，主體究竟是如何進入某種真理遊戲之中” (Foucault, 1994 : IV, 717)。為此，福柯在1980至1981年度的法蘭西學院課程大綱進一步明確地指出，‘步入真理的門檻’(l’accès à la vérité)，對當代西方人來說是如此重要，以致連西方人自身的身份及其生活的意義，都是由此決定的(Foucault, 2001: 504)。…

孔子學院的設立和創辦顯然是中國在文化外交領域的重大突破，對於整體外交格局來說具有重大意義。相對來說，無論是傳統的教育外事工作，還是一般的文化外聯，都沒有上升到這樣的層次。從一開始，孔子學院就以一種強勢姿態進入國際舞台，這既表現在國際媒體的強烈追捧上，也表現在孔子學院飛速展開的全球布局上，其成績應當充分肯定。

就世界發展的進程來看，學術（科學）中心的變化乃是一個具有樞紐型意義的現象。近代以來，其變遷國家主要是：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實際上，這樣一種科學中心的變化，也意味著文化中心的變化。雖然語言不是必然的因素，但文化中心的變化，實際上也意味著國際語言推廣的要求。…

教育是面向未來的事業，但是，未來具有無限可能性和不可全面預測性；教育是面向全體學生的事業，可能顧及了絕大多數，卻忽視甚至扼殺了極具創造力的獨特個體。

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除四大發明以外的最重大的發明，也是最重大的制度創新，它曾經對中國古代社會公平選拔人才、促進社會公平流動，對於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中華文化的延續與發展，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一大批精英成為治國能臣和文化精英，中國也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成為世界上最強盛和繁榮的國家，經濟規模長期保持領先，使中華文明一度燦爛輝煌。…

作為現代中國最富魅力的知識領袖，蔡元培身上可挖掘的層面非常之多，涉獵的研究者也所在多有。但作者這裏揭出的三點，仍極具自家見地：“‘兼容並包’的大學理念”、“北大傳統的另一種闡釋”、“老北大的藝術教育”。不過這三點對於作為留德學人的蔡元培來說，並非獨創，而均由德國學術理念而來，淵源有自，所謂兼容並包、思想自由主要來自洪堡等創辦柏林大學時的理念，即所謂的德國古典大學觀；北大創辦研究所，明標是自德國、美國的Seminar而來，美國的大學制度同樣是學德國的；至於蔡氏特別得意所提倡的“美育”，則是源自席勒的“審美教育理想”。蔡元培本身是晚清翰林身份，文化資本雄厚，但其學術淵源與德國學術關系甚密，值得繼續深加挖掘。作者之重心顯然在蔡氏理念在現代中國語境裏的闡發，自然不會對此多加闡釋，可涉及到“傳統延續”與“西學啟迪”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的命題，其實是非常重要、值得深究、未宜定論的重要問題。…

當初，讀陳平原、夏曉虹先生主編的《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廣州出版社，1999年），其圖文並峙，引領讀者回到現場，激起對五四先賢的傾慕之情；今日又讀陳氏新著《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下引此書只註頁碼），則別有一番新鮮感受。作為對陳先生學術思路頗為熟稔的讀者，其實並不難看出這部著作所要論及的對象，甚至他的幾篇大文章也都在不同場合閱讀過，但結集觀之，立刻又窺出了一個宏大而嘗試創新的命題。五四之意義重大，對中國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會明白。但如何理解五四，卻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