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讀陳平原、夏曉虹先生主編的《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廣州出版社，1999年），其圖文並峙，引領讀者回到現場，激起對五四先賢的傾慕之情；今日又讀陳氏新著《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下引此書只註頁碼），則別有一番新鮮感受。作為對陳先生學術思路頗為熟稔的讀者，其實並不難看出這部著作所要論及的對象，甚至他的幾篇大文章也都在不同場合閱讀過，但結集觀之，立刻又窺出了一個宏大而嘗試創新的命題。五四之意義重大，對中國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會明白。但如何理解五四，卻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

同樣是談論“五四”，文化史家與政治史家的立場不會完全一致，而教育學者與行政官員的思路更可能大相徑庭。因為各自所處的語境與采取的原則不同，必然會導致觀點的歧異。不過，這並不妨礙大家在各自的領域中展示身手，因為，可能正是這樣的相互辯難與駁問意識，才可能使得我們在思想碰撞中不斷接近歷史的原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陳氏從還原歷史場景入手，無論立場如何，可能都不得不認真關註這樣的學術思路。導言題為“文本中見歷史，細節處顯精神”，基本可以視作是對自家“五四認知史”的自覺梳理，相對頻頻地引述本人著作，我更看重作者研究思路的內在脈絡，這段自白可謂相當提綱挈領：“所謂‘觸摸歷史’，不外是借助細節，重建現場；借助文本，鉤沈思想；借助個案，呈現進程。討論的對象，包括有形的遊行、雜志、大學、詩文集，也包括無形的思想、文體、經典、文學場。入口處小，開掘必須深，否則意義不大；不是所有瑣瑣碎碎的描述，都能指向成功的歷史重建。”（5頁）

應該說，這段思路對我們是很有啟發意義的。雖然尚未形成系統理論，但作者方法論建構的自覺意識已躍躍欲出。在文學與歷史之間，既重藝術感覺的敏銳，也重歷史現場的厚重，這正是陳氏研究的好處。而“以小見大”的策略指向，則將實證研究可能產生的“平庸”之病，盡可能排除在外。全書六章內容，都可視作這一理論思路下不同的專題研究。其指向大致可以區分為：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學術史、文學史與文化史。而彼此之間又都具有相互關聯，而牽涉到諸如報刊史、語言學、文化交流史的內容，則正印證了陳氏的相互鉤連並打通的理論自期。譬如他曾專門指出過，談論“學術史”，一定要上連“政治史”，下接“教育史”；合並觀之，則文化史研究的“大歷史觀”赫然呈現矣。與此前同樣列入“學術史叢書”的《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不同，後者“突出晚清和五四兩代人的‘共謀’，開創了中國現代學術的新天地”（6頁）。此書的工作重點則針對近十年來的當代學術現狀，“轉為著力闡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複雜性”（4頁）。這既表現了陳氏研究一以貫之的某些學術理念，同時也透露出其領域拓寬、理論嘗新、視域闊大的學術全景觀的逐步呈現。

但與有系統的專著框架還是不同，此著雖有附錄若干（《關於〈章太炎的白話文〉》、《魯迅為胡適刪詩信件的發現》、《台灣版〈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自序》），但並無結論，後記只能當作了解作者撰文的旁證材料；而事後添加的“導言”同樣也只能為我們了解作者的整體思路提供若干推進的線索，而非正襟危坐的專著之“緒論”可比。從框架建構的學術性而言，當然是差了許多，但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因為這樣則提供了另一種“開放性”的可能，正如作者的坦白承認：“今人所接觸到的，永遠只能是‘文明的碎片’。”（7頁）所以，學者對自家研究的自我拷問與省思，對於更加客觀地進入歷史、挖掘問題，絕非可有可無。而作者的自家闡釋，也給我們體會其撰述策略頗多玩味之處：“有趣的人物及故事背後，依然有作者潛藏著的理論意識：包括重建現場時多聲部與主旋律的關系、‘晚清’與‘五四’兩代人如何既合力又競爭、新文化運動中壟斷輿論與提倡學術的張力、現代中國大學理想的生成與展開、媒介的作用與文體的意義等。”（7頁）

驗之以具體的各章內容，無不若合符節。每一章幾乎都選擇一個具體的歷史事件、文本或人物個案入手，但指向的都是某個大領域的關鍵問題。“五月四日那一天”自標為“關於‘五四’運動的另類敘述”，指向的是關於五四運動起源的現場史的重新覆原；選擇《新青年》作為研究對象，看似針對的是一部有重大影響的刊物，但實際上指向的則是“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在文學史與思想史的雙重視野中考察一家刊物的意義；以作為教育家的蔡元培為考察對象，為的是“叩問大學的意義”，探究的是中國現代大學制度裏北大傳統確立的重要意義；而一冊薄薄的《章太炎的白話文》，作者居然能挖掘出“學問該如何表述”的重大學術命題，除了對話前賢的敬意，更有針砭當下的深意；而借助胡適刪詩信件的發現、西方大學圖書館裏中國新文化先賢“遺落異邦的國故”，作者又衍生出兩大命題，從“周氏兄弟等為胡適刪詩考”推究“經典是怎樣形成的”，由“舊紙堆裏的新發現”而“寫在‘新文化’邊上”。這樣的六章內容，其實在撰作時本就是獨立的論文（甚至包括各節內容），本身並無特別“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整體架構感，盡管如此，經作者“四兩撥千斤”似地輕輕點撥與組合，仍生出一種理論內蘊的內在張力，能使讀者“撥雲山而見霧”。事實上，這樣一種做法，非“藝高人膽大”者不能為，因為作者“舍棄了面面俱到的評說，抓住幾個突出的文化現象‘小題大做’，不只需要學力深厚，更需要思想家透視歷史的敏銳目光”。與其說是在褒揚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還不如看作是夫子自道。由此可見，作者不僅有學者的“積養深厚”，也具備思想家的“自我期待”。

將思想史意義上的《新青年》和屬於文學史狹窄領域的《嘗試集》，取出進行探討，關注者雖未必多，但其所關涉者甚大，而純屬政治範疇的“五四遊行”，也被納入考察，這就可見出作者壓在紙背的宏大思考。我總在想，對於理解現代中國的整體進程而言，五四至關重要，很可能是打開其背後寶藏的鎖鑰之一。但如何開啟，卻大非易事。如果後人來審視歷史的風塵，他們不太會簡單地將這個命題放過，因為此段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必定關涉到仍在進程之中的現代中國建設大業。

五四那代人，生逢其時，當中國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關鍵時刻，更兼有西學背景的深度融入，所以其文化史意義怎麽高估也不過分。誠如作者所論：“作為後來者，我們必須跟諸如‘五四’（包括思想學說、文化潮流、政治運作等）這樣的關鍵時刻、關鍵人物、關鍵學說，保持不斷的對話關系。這是一種必要的‘思維操練’，也是走向‘心靈成熟’的必由之路。”（3頁）那代人之風雲際會與歷史影響，讓我想起辛稼軒的那首《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用之以五四時代的風雲變幻，正可謂“若合符節”。

在我看來，在此書中，陳氏憑借其“力見義理”的考據功夫，充分展現其“體貼前賢”的藝術感覺，使得本來或流於瑣屑、或淪為平板的歷史敘述相當可讀。更重要的是，每個命題背後所透露出的“當下意識”值得再三推敲。作者拎出“述學方式”命題，就頗具前沿意義。五四的最大轉折，是白話文代替了文言文，這種“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對抗方式對中國文化之現代轉型其實非常不利。文言與白話的優劣此處且不置論，但文言傳統的徹底割裂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承續而言絕對是重大失誤。198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逐步進入常態建設時期，無論是學術史的“考鏡源流”，還是學術規範的“立定規則”，都要求重新審視中國現代學術建構的基本問題。作為當代學術史研究的始作俑者，陳氏借錢穆語表彰章太炎為“理想的述學文字”（159頁），並嘗試理出一條中國傳統的“文章與學術”的路徑。這段表述體現出作者對轉型中的“述學之文”的基本認識：“晚清以降，述學之文同樣面臨自我更新的使命。實現這一使命的，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是嚴復、梁啟超、王國維等新學之士所積極從事的輸入新術語、新語法乃至新的文章體式，借以豐富漢語的表達能力。這一努力，符合百年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大趨勢，一直受到學界的重視。可還有一條曲折隱晦的小路，比如章太炎，面對新的讀者趣味和時代要求，在系統講授中國文化的過程中，無意中提升了現代書面語的學術含量，為日後‘白話’成為有效的述學工具，做出了獨特的貢獻。”（204頁）這一思路，符合陳氏的基本理論設計，即強調中國文化本身的傳統血脈之千年承繼，即便落實到現代語境，也是“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並不只是‘西學東漸’的順利展開”（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13頁）。這一思路本身不錯，但正如我所指出的，“如果不是‘西學東漸’思路與留學生主導地位的過於強大，也不至於如此強調對‘西學東漸’的反思了。”（葉雋：《另一種西學———中國現代留德學人及其對德國文化的接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24頁）這一點，在蔡元培個案的考察上，就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