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後起大國，美國對外文化輸出經歷了一個較長的“從民間自發到民辦官助，再到官民結合”過程，這也是伴生於美國綜合國力興盛的衍生現象。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文化以其“現代性”、“大眾性”特征已在全球多元文化交流中占得優勢地位，但官方對此給予支持還僅限於“促進(制造商和文化公司的)海外經濟擴張”目的，並未充分意識到文化傳播對於美國外交的作用和意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面對軸心國在拉美地區發動文化攻勢，美國政府為穩定其在拉美地區的既有利益格局，開始制定對外文化戰略。1938年，美國國務院設立文化關系司，隨後又成立美洲國家事務協調局，前者大力推進對拉美國家教育界、藝術界、科學界、新聞界精英人士的資助計劃，後者則有效利用在藝術、科學、教育、旅遊、廣播、新聞出版，以及電影等領域公共和私人資源，向拉美國家民眾宣傳美國社會和文化。經過持續不懈的努力，美國文化外交在拉美地區“試水”成功，不僅有效地改變了拉美知識分子乃至一般民眾的原有成見，美國文化自此進入並占據當地文化主流地位，而且鞏固了美國在該地區的領導力，為保證戰爭的最後勝利做出一定貢獻。(18)此後，美國文化外交逐漸羽翼豐滿，形成了一個龐大而相對完整、集合官方各部門和社會各方面能量、不斷在技術和組織機制上創新發展的運作體系，在維護其全球霸權地位，調整對外關系和促進美國價值觀及制度文化吸引力等方面均發揮顯著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針對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展開長達數十年的“文化冷戰”，不斷完善其對外教育文化交流立法，設立美國新聞署和行動協調委員會，組建著名的和平隊，還通過中央情報局等秘密渠道，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全球各地爭奪思想空間、輿論陣地、人脈基礎，營造親美意識和社會傾向，其總體成效得多於失。美國以“和平演變”為導向的對波蘭文化外交是其持續時間最長，投入力度最大，效果和影響最為明顯的案例之一，經過長期和全面的經濟與文化滲透，美國最終成功地策動波蘭內部勢力顛覆該國的社會主義政權，並由此造成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多米諾骨牌效應”。(19)

 冷戰結束後，文化外交曾一度在美國整體對外戰略中受到忽視。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再度加大文化外交力度，在全球，特別是穆斯林國家推出“向世界營銷美國故事”的文化行動，旨在“消除針對美國文化和政策的消極、荒誕的觀念，在伊斯蘭世界倡導自治、寬容和多元主義的聲音”。(20)2006年，美國出台官民合力打造的“全球文化計劃”，運用教育、文化、電影和新媒體等方面的資源，重塑美國文化的對外行動能力，遏制伊拉克戰爭後全球反美主義勢頭，修覆其受損的國際形象。(21)近年來，經濟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極化趨勢加快，面對各種不同意識形態、價值取向和文化傳統的激烈競爭，美國更加註重打造其對外文化塑造力。為配合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政府在文化層面也加大外交攻勢，通過增加接受富布萊特訪問學者、擴招亞洲留學生和在當地美國文化中心推出豐富多樣且具有現代性、親和力的文化活動等手段，傳播美國價值觀，拓寬人脈關系紐帶，縮短與民眾的心理距離，鞏固其存在感和長期影響力。(22)

二 文化外交的基本特性

 選取法、英、美三國文化外交加以概述，雖難免以偏概全之嫌，卻意在強調一個基本事實，即當代世界文化外交從何而來，其傳統、模式由何人打造，當下時尚和強勢地位何在。恩格斯說，“探討那些作為自覺的動機明顯地或不明顯地、直接地或以意識形態的形式、甚至以已被神聖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動著的群眾及其領袖即所謂偉大人物的頭腦中的動因——這是能夠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期和個別國家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23)就文化外交而言，其源頭無疑是來自西方對外殖民過程中的文化自覺意識，其過程無疑得益於近代以來其物質與精神文明的開放性、擴張性。然而，作為一般規律，哪些是“整個歷史”所展示並應當由人類所共享，特別是對於解決未來中國與世界文化融合問題有所啟示的基本經驗呢？

 其一，文化是外交的本源，沒有深厚的文化積澱，外交便失去了內在精神、個性和對外行動的定力。外交是國家對外行使主權，實施對外政策而進行的各種外事活動的總稱，是運用智慧和技巧，以和平的手段和交往藝術維護和促進其自身利益的政治行為。(24)“外交行為受領導人思想意識的支配，而領導人外交思想不僅是在對外部環境長期做出反應的基礎上形成的，也是本國家、本民族的政治文化、觀念形態的反映。國際政治包含著不同國家利益的協調與沖突，也充滿著不同思想原則的相互撞擊。因此，研究一個國家特別是大國的外交政策，必須聯系該國的政治傳統、價值觀念，以至廣義上的文化來進行考察”。(25)顯然，文化與外交之間具有天然的因果關系，一國文化基因而非具體時空和環境條件最終決定其對外關系的根本特征。法國外交的“民族榮譽感”與特立獨行風格、英國外交的“經驗至上”與實用主義傳統、美國外交的“使命觀”與“現實主義”思想交織並存，俄羅斯外交的“救世意識”與堅韌強悍氣質、日本外交的“無常觀”與機會主義手法等，無一不與各自特殊的歷史、文化形成過程密切相關。(26)總之，文化性格塑造國家的身份差異，也是形成內部認同和外部張力的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