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學院的設立和創辦顯然是中國在文化外交領域的重大突破，對於整體外交格局來說具有重大意義。相對來說，無論是傳統的教育外事工作，還是一般的文化外聯，都沒有上升到這樣的層次。從一開始，孔子學院就以一種強勢姿態進入國際舞台，這既表現在國際媒體的強烈追捧上，也表現在孔子學院飛速展開的全球布局上，其成績應當充分肯定。

就世界發展的進程來看，學術（科學）中心的變化乃是一個具有樞紐型意義的現象。近代以來，其變遷國家主要是：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實際上，這樣一種科學中心的變化，也意味著文化中心的變化。雖然語言不是必然的因素，但文化中心的變化，實際上也意味著國際語言推廣的要求。

僅就英、法、德三國的語言國際推廣來看，它們不但有良好的傳統，而且也有布局的成績。英國文化委員會有230家分支機構、138家教學中心；法語聯盟則在138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1140個法語聯盟分部；歌德學院在76個國家設立了128所歌德學院分院；另一個表現不錯的是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學院，在23個國家設立了38所分院。

說到底，大國利益之間的博弈目前仍主導世界進程，而就競爭形態來看主要表現為“異文化博弈”，雖然戰爭暴力手段仍可能在最後關鍵時刻“圖窮匕現”，但誠如克勞塞維茨所指出的“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只是一種手段而已； “暴力最強者勝”或為一時競爭的元規則，但卻絕非四海賓服的元規則。戰爭博弈是暫態，文化博弈才是常態。任何一個大國，在確定其世界地位之後，都必然會以文化方式（或柔性方式）來進行長治久安的建設工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否則，統治必然導向終結。

如果說在軸心時代，文明的相對孤立發展是可能的；那麽在全球化時代，自我隔絕都難以做到，新航路開辟過程中不斷洞開的“國門”就是明證。在大國興起的過程中，“閉關鎖國”更是不可想象。而就其對外交往方式而言，和平方式自然是必然選擇。故此，文化外交機構的發展，則屬題中應有之義。

應該認識到，文化外交不但是大國崛起的必然選擇，更應成為大國國策的核心要義之一。當然，文化外交機構有多種設置可能，僅德國來看，歌德學院之外還有德國學術交流中心、洪堡基金會以及各類政黨基金會等。約瑟夫·奈提出的“軟實力”概念似乎已被普遍接受，但究其實質，則應進一步引申為“柔力強勢”。即像自然界一樣，任何一種社會運動都是由力的作用所產生的，但“剛力”易折，“暴力”必敗，而以“柔力”展現自我，推動進程乃至引領世界，則是可以期待的。

文化外交應是一種理念，而非一種“類型”。前者能見其國其人的胸襟之大，後者只能是“現實主義”利益主導下的交易思維。治學者往往強調“無用之用”，但此用有時又遠超“致用之用”。政治固然是一種現實利益的博弈，但若能適度引進這類思維，或許並非無益。（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愛思想網站 2010-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