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雋:細節、文本、個案與歷史闡釋——讀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下)

作為現代中國最富魅力的知識領袖,蔡元培身上可挖掘的層面非常之多,涉獵的研究者也所在多有。但作者這裏揭出的三點,仍極具自家見地:“‘兼容並包’的大學理念”、“北大傳統的另一種闡釋”、“老北大的藝術教育”。不過這三點對於作為留德學人的蔡元培來說,並非獨創,而均由德國學術理念而來,淵源有自,所謂兼容並包、思想自由主要來自洪堡等創辦柏林大學時的理念,即所謂的德國古典大學觀;北大創辦研究所,明標是自德國、美國的Seminar而來,美國的大學制度同樣是學德國的;至於蔡氏特別得意所提倡的“美育”,則是源自席勒的“審美教育理想”。蔡元培本身是晚清翰林身份,文化資本雄厚,但其學術淵源與德國學術關系甚密,值得繼續深加挖掘。作者之重心顯然在蔡氏理念在現代中國語境裏的闡發,自然不會對此多加闡釋,可涉及到“傳統延續”與“西學啟迪”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的命題,其實是非常重要、值得深究、未宜定論的重要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種研究在相當程度上可以稱之為“前賢當年的歷史想像”。明明是歷史研究,我偏將其稱作為“歷史想像”,或謂此詞當為“誤植”。非也,我要聲明,歷史研究只能是“歷史想像”,只是以史家的立場來結撰歷史的一種方式而已。這一點,在海登·懷特的理論闡述中說得很清楚,他明確強調歷史敘述中詩性行為的重要性。而為作者所引的陳寅恪思路同樣證實了此點,因為“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7頁)。

強調自己人文學者的身份,而自覺與社會科學家保持距離。陳氏對自身的定位有相當自覺的理論意識。可問題仍將凸顯於,重識歷史如何可能?其實,任何一代學者都不可能避免自己的時代使命,也就是在前人的基礎上,重新審視過往的歷史,即所謂“重識歷史”。而對於我們所面臨的21世紀前期的歷史而言,我想從2000年代到2020年代,很可能是現代中國進程中最為關鍵而激動人心的年代。經歷過1980年代的文化熱潮覆興,經歷過1990年代的學術規範建設,從2000年代開始的這三十年,中國學術有理由走入一個真正常態建設的時代。

這不僅意味著國際宏觀空間背景的建構仍在進程之中,也要求中國現代學術的當代進展,必須既自立又參與,在世界學術的整體格局中給自己定位,在中國傳統的血脈中尋找自己的家園。正如三聯“學術前沿叢書”總序所說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世界格局的急速變化,學術思想的處境日趨覆雜,各種既有的學術範式正遭受嚴重挑戰,而學術研究與社會—文化變遷的相關性則日益凸顯。中國社會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起,進入了全面轉型的急速變遷過程,中國的學術既是對這一變遷的體現,也參與了這一變遷。”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學者的自身定位和自覺理論思考,實屬題中應有之義。但能有之者,卻如鳳毛麟角。

陳氏有自覺的文章意識,素有“文人”雅譽,這在喧囂的當代中國學界,既屬難能可貴,又足獨立風骨;但就“學者”標準來看,如何在西方科學家概念與中國傳統的士之傳統間尋到平衡點,卻屬不易。具體到學術研究而言,其實由“史證”到“理論”,乃是無可回避的發展進程。陳氏此書,與其看作實證研究的收獲,我寧願認定是其理論思考的提升,乃至在兩者之間的張力調試。雖然強調“一如既往,以研究對象為中心,拒絕為任何精彩的理論做證”(335頁),但實際上自家提及的接受美學、新歷史主義、知識考古學、媒介研究、年鑒學派、新史學、歷史敘事學(335頁、6頁)等都不可能不受其影響。

巧妙之處在於,作者能“海納百川”,不動聲色地運用自家的資源。立足於自家的主體創造地位,陳寅恪先生稱“不忘民族本來之地位”,是之謂也。雖然並無留學的經歷,但訪學多國以及與各國漢學家的密切交往(如此書提到的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東亞系主任賀麥曉教授、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何碧玉教授等),使陳氏的理論興趣並不淡薄。就此書而言,涉獵的範圍就涉及德、法、美的當代學術前沿資源。

德國學術傳統悠久,諸大哲人之體系博大精深。但其理論的當代式微,乃是非常遺憾之事。盡管如此,姚斯(Hans Robert Jauss)的接受美學(伊瑟爾Wolfgang Iser現轉向文學人類學)與哈貝馬斯(Juergen Habermas)的公共空間理論,仍可入得20世紀最重要的學術貢獻之列。而法國理論的發達,乃是20世紀後半期最值得重視的學術現象,當然它始終是在與德國學術的對話之中展開的。無論是早期以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等為代表的年鑒學派,還是後期社會學的全面崛起,如福柯(Michel Foucoult)的知識考古學、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場域理論,都代表了20世紀世界學術進展的風向所在,並對整體學術範式產生了重大影響。

美國學術在二戰之後,實際上已逐步接替德國學術而成為世界學術場域中心,但與後者因其學術研究原創能力而領袖群倫不同,前者似乎更憑借其學術市場營銷能力主導世界學術進程。盡管如此,從新歷史主義到歷史詩學的崛起,美國學術仍能不斷提供出能吸引人眼球的“嶄新學說”。如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reenblatt)、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等人的研究,就很受到各國學者的關註。

陳氏的理論視域無疑是開闊的,除了上述德、法、美主流學術資源之外,此書也還涉及到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研究。但陳氏的理論主張一如既往,他只是承認讀過“一點”西方學者的著作,可最重要的是仍強調“之所以如此述學,主要受三位中國學者的啟示”(6頁)。事實上,陳寅恪、錢鍾書、金克木三人代表了中國現代學術建立期兩代學者,也是至今為止,中國現代學術最具思想穿透力的學人。他們的西學學養深湛,但思路卻都幾乎一致地“揚中抑西”,不願墮入西方學術(至少是述學方式)的“彀中”去。從《柳如是別傳》到《管錐篇》,都清晰可見。但這樣做,並非輕視西學的作用,無論陳寅恪還是錢鍾書,都曾留學西方;包括金克木,也都曾以外國對象為治學範圍。而且必須承認的是,他們的學術成就亦在相當程度上須歸功於西學積養的豐厚。所以,如何處理“西”與“中”的關系(實際上應是“外”與“中”),是必須再三進行理論反芻與省思、探討的核心命題。

西學東漸的意義,僅就具體的學術研究層面而言,至少包括兩重,一則為對學術理論的涵養資鑒,二則為學術材料的旁及拓展。前者不再多談,後者似乎尚遠未得到重視。僅就作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中心人物的蔡元培而言,其表面論及德國學術/文化的材料易於征引,但其實踐論述之中隱藏的對德國學術的化用可能更加重要,但這必須對德國學術有完整的通識才能“一眼觀去,通透豁然”,學術史上的一些深層問題才能得以呈現乃至解決。另一方面,德國學者記錄下的大量材料,尚有待發掘。正如本書所發掘出的“魯迅為胡適刪詩信件”一樣。此類材料隱藏在德文材料之中(擴展開去,則是各種外文材料中隱藏的外國學者的記錄)者亦多有,猶待深入開掘。設若如此,則對中國現代學術進程的整體認知或將改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海外漢學研究的意義就絕對不可小視了。此屬旁逸橫出之論。值得特別表彰的是,陳氏選擇“中國學者”的立場,並標立“中國學者”的自信思路,仍可為我們今日思考“以學術為業”的安身立命提供重要啟迪。從這個意義上說,陳寅恪在某種程度上堅守一生的對“中體西用”論的服膺,或許對我們不無啟發。博通的視域是一回事,根基的選擇又是一回事,兩者有相互勾連的一面,但畢竟還是有主次之分的,對於人文研究而言,這種區分並非“可有可無”。(愛思想網站 2006-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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