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現代中國最富魅力的知識領袖，蔡元培身上可挖掘的層面非常之多，涉獵的研究者也所在多有。但作者這裏揭出的三點，仍極具自家見地：“‘兼容並包’的大學理念”、“北大傳統的另一種闡釋”、“老北大的藝術教育”。不過這三點對於作為留德學人的蔡元培來說，並非獨創，而均由德國學術理念而來，淵源有自，所謂兼容並包、思想自由主要來自洪堡等創辦柏林大學時的理念，即所謂的德國古典大學觀；北大創辦研究所，明標是自德國、美國的Seminar而來，美國的大學制度同樣是學德國的；至於蔡氏特別得意所提倡的“美育”，則是源自席勒的“審美教育理想”。蔡元培本身是晚清翰林身份，文化資本雄厚，但其學術淵源與德國學術關系甚密，值得繼續深加挖掘。作者之重心顯然在蔡氏理念在現代中國語境裏的闡發，自然不會對此多加闡釋，可涉及到“傳統延續”與“西學啟迪”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的命題，其實是非常重要、值得深究、未宜定論的重要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種研究在相當程度上可以稱之為“前賢當年的歷史想像”。明明是歷史研究，我偏將其稱作為“歷史想像”，或謂此詞當為“誤植”。非也，我要聲明，歷史研究只能是“歷史想像”，只是以史家的立場來結撰歷史的一種方式而已。這一點，在海登·懷特的理論闡述中說得很清楚，他明確強調歷史敘述中詩性行為的重要性。而為作者所引的陳寅恪思路同樣證實了此點，因為“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殘余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7頁）。

強調自己人文學者的身份，而自覺與社會科學家保持距離。陳氏對自身的定位有相當自覺的理論意識。可問題仍將凸顯於，重識歷史如何可能？其實，任何一代學者都不可能避免自己的時代使命，也就是在前人的基礎上，重新審視過往的歷史，即所謂“重識歷史”。而對於我們所面臨的21世紀前期的歷史而言，我想從2000年代到2020年代，很可能是現代中國進程中最為關鍵而激動人心的年代。經歷過1980年代的文化熱潮覆興，經歷過1990年代的學術規範建設，從2000年代開始的這三十年，中國學術有理由走入一個真正常態建設的時代。

這不僅意味著國際宏觀空間背景的建構仍在進程之中，也要求中國現代學術的當代進展，必須既自立又參與，在世界學術的整體格局中給自己定位，在中國傳統的血脈中尋找自己的家園。正如三聯“學術前沿叢書”總序所說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世界格局的急速變化，學術思想的處境日趨覆雜，各種既有的學術範式正遭受嚴重挑戰，而學術研究與社會—文化變遷的相關性則日益凸顯。中國社會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起，進入了全面轉型的急速變遷過程，中國的學術既是對這一變遷的體現，也參與了這一變遷。”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學者的自身定位和自覺理論思考，實屬題中應有之義。但能有之者，卻如鳳毛麟角。

陳氏有自覺的文章意識，素有“文人”雅譽，這在喧囂的當代中國學界，既屬難能可貴，又足獨立風骨；但就“學者”標準來看，如何在西方科學家概念與中國傳統的士之傳統間尋到平衡點，卻屬不易。具體到學術研究而言，其實由“史證”到“理論”，乃是無可回避的發展進程。陳氏此書，與其看作實證研究的收獲，我寧願認定是其理論思考的提升，乃至在兩者之間的張力調試。雖然強調“一如既往，以研究對象為中心，拒絕為任何精彩的理論做證”（335頁），但實際上自家提及的接受美學、新歷史主義、知識考古學、媒介研究、年鑒學派、新史學、歷史敘事學（335頁、6頁）等都不可能不受其影響。

巧妙之處在於，作者能“海納百川”，不動聲色地運用自家的資源。立足於自家的主體創造地位，陳寅恪先生稱“不忘民族本來之地位”，是之謂也。雖然並無留學的經歷，但訪學多國以及與各國漢學家的密切交往（如此書提到的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東亞系主任賀麥曉教授、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何碧玉教授等），使陳氏的理論興趣並不淡薄。就此書而言，涉獵的範圍就涉及德、法、美的當代學術前沿資源。

德國學術傳統悠久，諸大哲人之體系博大精深。但其理論的當代式微，乃是非常遺憾之事。盡管如此，姚斯（Hans Robert Jauss）的接受美學（伊瑟爾Wolfgang Iser現轉向文學人類學）與哈貝馬斯（Juergen Habermas）的公共空間理論，仍可入得20世紀最重要的學術貢獻之列。而法國理論的發達，乃是20世紀後半期最值得重視的學術現象，當然它始終是在與德國學術的對話之中展開的。無論是早期以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等為代表的年鑒學派，還是後期社會學的全面崛起，如福柯（Michel Foucoult）的知識考古學、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場域理論，都代表了20世紀世界學術進展的風向所在，並對整體學術範式產生了重大影響。

美國學術在二戰之後，實際上已逐步接替德國學術而成為世界學術場域中心，但與後者因其學術研究原創能力而領袖群倫不同，前者似乎更憑借其學術市場營銷能力主導世界學術進程。盡管如此，從新歷史主義到歷史詩學的崛起，美國學術仍能不斷提供出能吸引人眼球的“嶄新學說”。如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reenblatt）、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等人的研究，就很受到各國學者的關註。

陳氏的理論視域無疑是開闊的，除了上述德、法、美主流學術資源之外，此書也還涉及到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研究。但陳氏的理論主張一如既往，他只是承認讀過“一點”西方學者的著作，可最重要的是仍強調“之所以如此述學，主要受三位中國學者的啟示”（6頁）。事實上，陳寅恪、錢鍾書、金克木三人代表了中國現代學術建立期兩代學者，也是至今為止，中國現代學術最具思想穿透力的學人。他們的西學學養深湛，但思路卻都幾乎一致地“揚中抑西”，不願墮入西方學術（至少是述學方式）的“彀中”去。從《柳如是別傳》到《管錐篇》，都清晰可見。但這樣做，並非輕視西學的作用，無論陳寅恪還是錢鍾書，都曾留學西方；包括金克木，也都曾以外國對象為治學範圍。而且必須承認的是，他們的學術成就亦在相當程度上須歸功於西學積養的豐厚。所以，如何處理“西”與“中”的關系（實際上應是“外”與“中”），是必須再三進行理論反芻與省思、探討的核心命題。

西學東漸的意義，僅就具體的學術研究層面而言，至少包括兩重，一則為對學術理論的涵養資鑒，二則為學術材料的旁及拓展。前者不再多談，後者似乎尚遠未得到重視。僅就作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中心人物的蔡元培而言，其表面論及德國學術/文化的材料易於征引，但其實踐論述之中隱藏的對德國學術的化用可能更加重要，但這必須對德國學術有完整的通識才能“一眼觀去，通透豁然”，學術史上的一些深層問題才能得以呈現乃至解決。另一方面，德國學者記錄下的大量材料，尚有待發掘。正如本書所發掘出的“魯迅為胡適刪詩信件”一樣。此類材料隱藏在德文材料之中（擴展開去，則是各種外文材料中隱藏的外國學者的記錄）者亦多有，猶待深入開掘。設若如此，則對中國現代學術進程的整體認知或將改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海外漢學研究的意義就絕對不可小視了。此屬旁逸橫出之論。值得特別表彰的是，陳氏選擇“中國學者”的立場，並標立“中國學者”的自信思路，仍可為我們今日思考“以學術為業”的安身立命提供重要啟迪。從這個意義上說，陳寅恪在某種程度上堅守一生的對“中體西用”論的服膺，或許對我們不無啟發。博通的視域是一回事，根基的選擇又是一回事，兩者有相互勾連的一面，但畢竟還是有主次之分的，對於人文研究而言，這種區分並非“可有可無”。(愛思想網站 2006-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