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無歡這樣的人，同樣也是從歷史中走過來、具有"歷史深度"並背負著歷史負擔的人，他一旦被欺騙過、被踐踏過就永遠是個小人，從今往後，充塞於他心靈中的只有那些陰暗、見不得人的東西。這個看法應該說部分也是可取的。只是交代得過於簡單，過於隱喻，一塊小餅就把一個人徹底擊垮了？而鬼狼為自己過去的辯護詞是"我沒有對不起任何一個人，我只是想活下去"，他與歷史告別的方式則是念叨著"只是對不起一個人，就是我自己"。

第二、在這樣一個"後理想主義"的時代，人們的心靈如何安放？他們如何找到自己的歸宿以及心靈的位置？無歡這樣聲稱"天下的東西，你想拿都能拿得到，只要你夠壞"的人當然是死無葬身之地了；而從光明身上得出來的、與他的名字一樣飽滿的結論是："即使是騙你也是愛你；即使是殘缺的愛也是愛"；正是因為這樣傷痕累累的愛，光明這個人得到了拯救。…

作為商業片，這部影片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提供一個有目標的並因此而簡潔有力的敘事系統。這個敘事系統最後要完成什麼？它將抵達哪里？影片的回答始終是猶疑和迷亂的。

我們如果要找出一件貫穿始終的事件的話，那麼就是殺王這一件，但是它早在影片進行到三分之一時就已經完成，滿神的預言已經實現，這之後並沒有什麼其他有力的動機替補進來。影片也不得不轉移方向，講了一個雪國的故事，扯出鬼狼這個人物，他所說的那番關於罪責之類的話離奇古怪，與影片的上下左右沒有任何關聯，像是從深淵中冒出來的，需要一種特殊的心領神會才能掌握。

影片最後引進的新成分則是那個元老大會，那很像一個"思想學術研討會"，在"研討會"氛圍中，這群人聚集一堂，把他們之間的問題都給解決了。…

導演把一切麻煩都推給了觀眾

傾城二十年之後再次出現在觀眾面前時，是一個荒淫無恥的形象，一上來就說要寬衣解懷，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她與王的關係如何？為什麼她要讓兵臨城下的大軍將武器對著王？雖然前面說了，這個女人將不會得到真愛，但這並不能得出她必然是一個荒淫無恥之徒。如果她是這樣一個女人，為什麼大將軍還要愛她，想得到她的愛？昆侖這樣有著一雙純潔眼睛的人也要把目光投向她？…

專與觀眾作對的敘事形態

這部影片中類似的困惑比比皆是，幾乎每走一步，都要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對於一般觀眾來說，所遇到的障礙可能更多地來自影片的敘事。在很大程度上，這部影片達到了違反常規敘事的頂峰。

影片的開頭陳紅扮演的"滿神"向張柏芝扮演的傾城交代她的命運：她將獲得一切，但是得不到真愛。從敘事的角度來看，如果這是一個起因，那麼最終結局如何？

傾城是否以及如何反抗加在她身上的這種命運？

而如果這是一個結局，那麼起因是什麼？傾城因為什麼而遭到如此惡毒的詛咒？…

他領導三千部下，打敗了兩萬蠻人敵軍，他的士兵將他擡到空中高呼"萬歲"。他自稱："從來沒有打不贏的仗，沒有救不了的人。"

但是此英雄不是彼英雄。我們知道有這樣一種英雄，比如他們除了有過人的意志和本領，還擁有高尚的美德，經過千辛萬苦，終於完成了一件別人所不能完成的事情。這類英雄遠到荷馬筆下的那些人物，近到電影《指環王》中阻止災難發生的弗拉多、以及一心要打敗伏地魔的哈利·波特，都是站在"正義"一邊，哪怕是他們自己所理解的、不完全的正義。…

觀點提要

影片的開頭陳紅扮演的"滿神"向張柏芝扮演的傾城交代她的命運：她將獲得一切，但是得不到真愛。從敘事的角度來看，如果這是一個起因，那麼最終結局如何？傾城是否以及如何反抗加在她身上的這種命運？而如果這是一個結局，那麼起因是什麼？傾城因為什麼而遭到如何惡毒的詛咒？

一方面是已經出現的線頭散落一地，不做繼續的發展而就此中斷，另一方面是該交代的不交代，或者該用鏡頭交代的卻通過人物的嘴巴說了出來。…

故事的張力在於：一方面，她想寫出一首詩來，一方面卻要應付孫子參與犯罪留下來的嚴重後果，兩者形影相隨。美好的轉折處是殘酷，反過來，殘酷的轉折處是美好，它們都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但是就是這樣奇特而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如同白天與夜晚一樣節奏分明。它們互相復蓋，又互相揭示。

其余五個同學的家長希望用錢來解決問題，提出一共賠償3000萬韓幣，這意味著每家要承擔500萬韓幣。這對於美子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替女兒著想的堅強的外婆又不願意向女兒開口。她甚至沒有主動向孫子問起那件可怕的事情。…

在解釋這部影片的立意時，導演說：“如果一定要比較，那麽《密陽》就像在訴說被害者的故事，而《詩》則像害人者的痛苦描述。”這回“事故”的矛盾依然尖銳。被害者是一位十六歲的中學少女，被同年級六個男生強奸投河自殺。該女生家境貧困，寡母在田間勞作勉強維持生計。若是放在中國，這個故事很容易被演繹為受歧視的邊緣人群與“富二代”之間的社會問題。

前面說過，李滄東不具備這樣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影片聚焦於其中一位少年的外婆楊美子身上，對於少年本身著墨不多，他看起來像消費虛無主義年代最常見的那種年輕人，麻木不仁，無動於衷，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麽。少年的母親離婚在外地，他應該承受的心理、道德等壓力，轉移到了撫養他的外婆身上。…

心誠之至，金石為開。小小的奇跡伴隨著他們，他們周圍不時出現一些幻象。“公主”出場之前，那隻在屋子里飛來飛去的白鴿子，伴有“滴——滴”的人聲哼哼，立即將觀眾帶入另一個奇異的世界。當他們夜歸回來，感情達到極致時，音樂中房間里走出了一頭小象、一個美麗的印度舞女、一個拋撒花瓣的花童，他們圍在一起含笑跳舞，“公主”也暫時擺脫了殘疾。由於整個影片是嚴格的紀實風格，這些幻境只是高濃度情感的積累和釋放，因此並不顯得突兀和煽情，而是十分協調，感人之至。

他們只能生活在自己的秘密世界里。周圍人越是將他們放棄和遺忘，他們才越是能夠守護自己的秘密和美好。不管是“公主”的哥嫂，還是“將軍”的家人，他們看上去從身體到頭腦都是健全的，然而心靈卻是殘缺的，那麽冷漠、勢利。一旦他們粗暴地闖入這二人世界，這份美好就被徹底打碎。他們做愛時被發現，“將軍”再度入獄。…

還是回到李滄東的影片來。《綠洲》中的男主人公遭遇的變故是在一樁交通事故中，他頂替自家大哥蹲了兩年半的牢房，剛剛出獄。這個人的腦子仿佛也有“事故”記載，他的行為方式一副搭錯神經的樣子：當初進去時是夏天，他穿著短袖出來，凍得不停地抹鼻涕，卻不知道給自己買衣服，而花錢給媽媽買了件漂亮毛衣。他付不了飯錢被送往警察局，接他回家的弟弟說希望別影響自己的生活，他只是憨厚地笑笑。

但是也許，這位叫做洪忠都的男人保有一顆純樸的未經汙染的心靈，而我們衣服下面的那顆才是傷痕累累的。於是他的善良成了這個世界和他人一劑“毒藥”，令所有的人們吃不消。…

在這個意義上，這位李滄東是一位標準的“異質思維”的人：他在“真理”的面前豎起了“個人”這面旗幟：真理不應當脫離個人而存在，只有是個人的，才是真理的。越是深入個人（的痛苦），越是深入真理。當然，這個“個人”，是在剝除了許多似是而非的外在東西之後。當影片中的李申愛重新回到個人的痛苦，回到她自己身上時，才能夠接近屬於她的真理。否則，那種與他人不分彼此、取消差異的所謂“歡喜境界”，即使以基督教的名義，仍然是傳統亞洲觀念中“集體思維”的遺跡。…

“我還沒有原諒他之前，上帝怎麽可以原諒他？”她轉而開始怨恨上帝，認為有關上帝的一切不過是欺騙謊言。在教堂里她大聲拍桌子，以示挑釁。在露天的宗教集會上，她溜進臨時機房更換了播放的音樂，拿下宗教音樂替換成流行歌曲“愛是假的，笑容也是假的”。她甚至誘惑牧師，一邊誘惑一邊對著天空（她心目中的上帝所在）恨恨地說：“看清了吧。”

這樣的處理在韓國觀眾當中引起了某些不安和不小的爭議，有人認為這是不敬神的表現，是對於上帝的詆毀和褻瀆。這個罪名可謂不小。…

他坦承“做文化部長讓我有更豐富的經歷，也讓我有機會考慮更多的問題，但並沒有讓我的視野變得更寬”。當官沒有為這個人增添任何高度。在他的影片面前，“文化部長”是一個可有可無的頭銜。人們不會在他的簡歷上面加“前文化部長”這個頭銜，那僅僅是一段軼聞往事，供人八卦而已。“作家”這個身份對他來說至關重要，那是一項極具原創性的工作，是尋找某個獨特的角度，對著世界說出獨特的話。他的影片都是自編自導，是他這個人世界觀的體現。詩歌是這個世界的“意外”，這位李滄東的影片中也布滿了種種“意外”及其傷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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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韓國影片《密陽》（2006），禁不住先說幾句女演員，她叫全度妍，演得真是太好了。她本身條件也好，不是那種大艷大麗，而是玲瓏剔透的那種美，渾身散發著一種閃爍不定的光芒，有點像蔣雯麗。但是比蔣雯麗更加脆弱，這種脆弱來自一種“易感性”，任何周圍的變化或內心的動靜，都能夠通過形貌準確敏銳地體現出來，仿佛是一部完美的感受器。在很大程度上，一個人的感受能力，比他的其他能力更加能夠反映出他的人性水平，表明這個人心靈的開放狀態。…

“我不怕死，但我害怕謀殺案。”他對枕邊的時髦女郎說。對方勸他：“只是一些任務。你不需要感受它，只需要完成它們即是。”其中“感受”是一個關鍵詞。能夠“感受”會帶來工作上的“障礙”，但是人如果不去“感受”，不會感受並失去了感受能力，豈不是失掉了用來證明人生命存在的有力證據，成了一個純粹的物件？一顆能感受的心靈，在世界面前是隨時準備彎曲的，準備朝向他人的苦難低頭，準備在真理面前彎下腰來。 

事情甚至也不朝向他感受的方向去發展。竊聽是因為有強烈的不信任存在，那麽邏輯推斷的結論必然是——為什麽別人要信任竊聽者本人？他作為高手受雇於別人，必然也會有其他更高的高手，受雇於其他雇主。如此循環往復，“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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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美國影片《對話》（The Conversation，又譯《竊聽大陰謀》，1974），更早涉及了竊聽這個話題，而且是大名鼎鼎的科波拉導演的。其時年紀輕輕的他已經因為《教父》（1972）拿下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再過幾年《現代啟示錄》的好戲還要登場。這位科波拉早先編劇出身，《巴頓將軍》里有他改編劇本的功勞，《竊聽大陰謀》由科波拉本人擔任編劇。與近期的《竊聽風暴》一樣，都是30多歲的人同時擔任編劇與導演，其中反映了某種社會思想及折射出某種社會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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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美好的事物而感動，魏斯曼先生內心的岩石開始鬆動。此前從來沒有人教會他這些，沒有人將他帶到人類精神活動的瑰寶面前，沒有機會讓他接觸到人心中最為柔軟的部分。他是按照另外一個模式訓練而成的，這對他是一個不幸，但是他還有救。 

任何人可以從任何地方重新開始，尋求自身的救贖之路。就像年輕的導演兼編劇所說：“你是有選擇的。”看到部長大人利用手中權力強佔女演員時，魏斯曼感到本能的厭惡和拒絕。他良心的軟骨並沒有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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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什麽主動要交代的嗎？” 

“不，沒有。我沒有做過什麽。” 

“你以為國家安全局會將一個無辜的公民帶到這兒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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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可能值得討論，同時也要設定主題的嚴格限制——針對什麽樣的惡，人們采取什麽樣的態度，才是更為恰當的。至少這部影片提供了某個參照，不能掉進“瑣碎之惡”的陷阱，不能拿自己的生命與這種沒有根基、沒有來由的惡下賭注或互相交換。對於少年克里斯蒂安來說，他還需要經過一段歷練之後才能明白——因為咽不下這口氣，他用家里儲存的火藥去炸那個修理工的汽車，差點搭上了好友伊萊亞斯與自己的兩條命。安東讓他明白，原來“生命與死亡只有一層面紗之隔”。“我也是個白癡”，克里斯蒂安在影片結束時說道。

比較起來，同樣獲得奧斯卡提名的日本電影《告白》（Confessions, 2010）其處理方式則完全不同。兩名少年殺死了女老師年幼的女兒愛美，殘忍的做法中透露出同樣的輕率無知。…

非洲的那位“大個”其實也是如此。他的行為輕浮隨意、滿不在乎，這讓我想起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所說，“不僅僅是暴行的殘忍，同時還有暴行被實施時的輕率。”捷克詩人赫魯伯有一首關於阿基米德的詩，也道出了某種真相。那位偉大的數學家死於誤闖進來的入侵士兵之手，詩人這樣形容這位士兵：“他輕輕一捋/殺死了圓，正切/和橫切之點/以至無窮”（《殺死阿基米德的下士》）。

愚蠢的家長還沒有結束他的蠢行。當時不還手的安東，事後帶著三個孩子（加上克里斯蒂安）前往他工作的汽車修理站，這位修理工居然還要發威，吼叫著“你這個瑞典人滾回地獄去”，接著又扇了安東的嘴巴，聲音清晰響亮，所有的人都聽到了。這時安東的態度，成為整個影片的核心。也許因為此，這部影片被稱為“在每一個方面不落俗套”。其實只要在某個重要的方面“不落俗套”就行了：它構成對於這個世界上流行做法的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