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意義上，這位李滄東是一位標準的“異質思維”的人：他在“真理”的面前豎起了“個人”這面旗幟：真理不應當脫離個人而存在，只有是個人的，才是真理的。越是深入個人（的痛苦），越是深入真理。當然，這個“個人”，是在剝除了許多似是而非的外在東西之後。當影片中的李申愛重新回到個人的痛苦，回到她自己身上時，才能夠接近屬於她的真理。否則，那種與他人不分彼此、取消差異的所謂“歡喜境界”，即使以基督教的名義，仍然是傳統亞洲觀念中“集體思維”的遺跡。

李滄東來中國時接受訪問說，這個影片不是“有關基督教的”，而是“有關人的”。同時被問到拍完《密陽》不久，就發生了三十多名韓國信教青年在阿富汗做義工被劫持的人質事件，李滄東含蓄地說：“韓國信教的人自己不會意識到，他們那種傳教的方式用一般人的眼睛來看是多麽奇怪。我覺得，這個電影里表現出來的信基督教人們的狀況，和阿富汗的人質事件是有一定的關係的。”如果說李滄東是挑戰性的，那麽他是在挑戰某種信教的方式，而不是在挑戰基督教。

二

當初觀看更早獲得國際承認的韓國導演金基德的影片時，也有這種明顯的感覺：如果按照流行的“文化主體性”標準，拿著那樣的尺子來衡量，這些韓國導演（金基德、李滄東還有一位奉俊昊）也許都不能“達標”。在他們的影片中，有著明顯“西化”的立場，或者按習慣說是“西方個人主義”的。然而這樣一種“政治上正確”的要求，在韓國導演那里似乎沒有構成什麽干擾。另一方面，實際上沒有人否認拍攝這些電影的人們正是韓國導演，他們所拍攝的正是韓國影片。在國際影壇上，正是這些影片提供了某種韓國式的想像力。

其中引出的問題值得人們深思。“文化”之所以是一種活的東西，在於它能夠對於當下正在發生的生活賦予理解，賦予形式和結構。而如果生活不是一潭死水，那麽文化就要發生相應變化，從而能夠對正在生活的人們有說服力。假如人們在生活中已經處於“現代性個人”當中，即需要由個人來為自己的選擇和道路埋單，而不能將一切推給社會與國家，那麽，這個起點（個人）為什麽不能在文化中得到相應體現，在文化中獲得相應的、豐富多彩的形式？而這也正好是文化的責任——為焦慮中的人們提供有關這個世界和自身的解釋，借此得到心靈的安身安置。從個人工作經驗來看，比較起來，敘事作品更加能夠適應現代性個人的要求，敘事的成敗與否，更多取決於故事中的個人是否能夠承擔起屬於自己的獨特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