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美與殘酷相互轉折(4)

在這個意義上,這位李滄東是一位標準的“異質思維”的人:他在“真理”的面前豎起了“個人”這面旗幟:真理不應當脫離個人而存在,只有是個人的,才是真理的。越是深入個人(的痛苦),越是深入真理。當然,這個“個人”,是在剝除了許多似是而非的外在東西之後。當影片中的李申愛重新回到個人的痛苦,回到她自己身上時,才能夠接近屬於她的真理。否則,那種與他人不分彼此、取消差異的所謂“歡喜境界”,即使以基督教的名義,仍然是傳統亞洲觀念中“集體思維”的遺跡。

李滄東來中國時接受訪問說,這個影片不是“有關基督教的”,而是“有關人的”。同時被問到拍完《密陽》不久,就發生了三十多名韓國信教青年在阿富汗做義工被劫持的人質事件,李滄東含蓄地說:“韓國信教的人自己不會意識到,他們那種傳教的方式用一般人的眼睛來看是多麽奇怪。我覺得,這個電影里表現出來的信基督教人們的狀況,和阿富汗的人質事件是有一定的關係的。”如果說李滄東是挑戰性的,那麽他是在挑戰某種信教的方式,而不是在挑戰基督教。

 

 

當初觀看更早獲得國際承認的韓國導演金基德的影片時,也有這種明顯的感覺:如果按照流行的“文化主體性”標準,拿著那樣的尺子來衡量,這些韓國導演(金基德、李滄東還有一位奉俊昊)也許都不能“達標”。在他們的影片中,有著明顯“西化”的立場,或者按習慣說是“西方個人主義”的。然而這樣一種“政治上正確”的要求,在韓國導演那里似乎沒有構成什麽干擾。另一方面,實際上沒有人否認拍攝這些電影的人們正是韓國導演,他們所拍攝的正是韓國影片。在國際影壇上,正是這些影片提供了某種韓國式的想像力。

其中引出的問題值得人們深思。“文化”之所以是一種活的東西,在於它能夠對於當下正在發生的生活賦予理解,賦予形式和結構。而如果生活不是一潭死水,那麽文化就要發生相應變化,從而能夠對正在生活的人們有說服力。假如人們在生活中已經處於“現代性個人”當中,即需要由個人來為自己的選擇和道路埋單,而不能將一切推給社會與國家,那麽,這個起點(個人)為什麽不能在文化中得到相應體現,在文化中獲得相應的、豐富多彩的形式?而這也正好是文化的責任——為焦慮中的人們提供有關這個世界和自身的解釋,借此得到心靈的安身安置。從個人工作經驗來看,比較起來,敘事作品更加能夠適應現代性個人的要求,敘事的成敗與否,更多取決於故事中的個人是否能夠承擔起屬於自己的獨特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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