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87的「拾月」：《上山》的拍攝前後只花了三天，「拾月」劇展在三芝飛碟屋的表演只發生了兩天，而且是在颱風過後。1987年10月25日，距離7月15日蔣經國宣佈解嚴和這位強人隔年1月13日過世各不到100天，琳恩颱風帶來的巴士海峽和東北季風共伴效應，造成基隆氣象站觀測到1930年以來的第八大日降雨量，301.2毫米。



這時候，王墨林所策劃「拾月」劇展，集合了「河左岸」、「環墟」及「筆記」三個劇場團體，先前只給了「拾月」這個題目，之後就由三個劇團各自發展，直到演出當天，在三芝錫板村附近的克成造船廠的海邊廢墟，在廢船廠、海邊、飛碟休閒廢棄屋，進行自由表演的異質聯結。



王墨林特別選在海邊一座廢棄的造船廠和飛碟屋呈現，卻有著反系譜與反符號的意涵，不僅對反著當時台灣劇場界與室內劇場空間之外產生聯結與對話的風潮，也和台灣當時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海禁有所關聯。…

——而我們的感官是多麽精致的觀察工具呵！譬如鼻子，還不曾有一個哲學家懷著敬意和感激談論它，它暫時甚至是我們所支配的最巧妙的儀器，能夠辯別連分光鏡也辯別不了的最微小的移動。我們今天擁有科學恰好到了這一地步，使我們下決心去接受感官的證據，——去學會銳化感官，武裝感官，透徹思考感官。其餘的是畸胎和尚未成形的科學，我是指形而上學、神學、心理學、認識論；或者形式科學和符號學說，例如邏輯與應用邏輯——數學。在這些科學中，實在性根本不存在，未嘗是個問題；就像邏輯這樣的約定符號，到底有何價值的問題未嘗是個問題一樣。

我懷著崇高的敬意對赫拉克利特之英名刮目相看。別的哲學家派別拒絕感官的證據是因為它們顯示了多與變。他拒絕感官的證據則是因為它們顯示了事物，仿佛事物擁有持續與統一似的。但赫拉克利特對感官也不公平。感官既不以愛利亞學派所認為的方式、也不以他所認為的方式說謊，——它們根本不說謊。只是在我們對它們的證據進行加工時，才在其中塞進了謊言，例如統一的謊言，物性、實體、持續的謊言……“理性”是我們竄改感官證據的根源。只要感官顯示生成、流逝、變化、它們就沒有說謊……但赫拉克利特在這一點上始終是對的：存在（Sein）是一個空洞的虛構。“假像”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真正的世界”只是笥編造出來的……

您問我，哲學家都有些什麽特性？……譬如：他們缺乏歷史感，他們仇恨生成觀念，他們的埃及主義（A’gypti Bcismns）。當他們把一件事物非歷史化，sub specieaeterni…

——這個一切自欺者中的最聰明的人，他自己也領悟這個道理了嗎？他在他勇敢赴死的智慧中，終於向自己說出這個道理了嗎？……蘇格拉底但求一死：——並非雅典人、而是他自己給自己下毒的，他向雅典人強索毒鴆……他輕輕對自己說：“蘇格拉底不是醫生，在這裏死亡才是醫生……蘇格拉底本身只是一個久病者……”

我業已說明，蘇格拉底靠什麽魅惑人們：他似乎是一個醫生、一個拯救者。還有沒有必要指出他對“絕對理性”的信仰中所包含的錯誤呢？——哲學家和道德家以為，他們與頹廢作戰，便是擺脫了頹廢，這乃是一種自欺。擺脫頹廢是他們力不能及的：他們所選擇的救援手段本身也僅是頹廢的一種表現——他們改變頹廢的表現，卻沒有消除頹廢本身。蘇格拉底是一個誤會；整個勸善的道德，包括基督教道德，都是一個誤會……耀眼的白晝，絕對理性，清醒、冷靜、審慎、自覺、排斥本能、反對本能的生活，本身僅是一種疾病，另一種疾病——全然不是通往“德行”、“健康”、幸福的復歸之路……必須克服本能——這是頹廢的公式。只要生命在上升，幸福便與本能相等。

倘若一個不得不理性變成暴君，如蘇格拉底所為，那麽必是因為有不小的危險，別的什麽東西已成為暴君。這時，理性被設想為救星，無論蘇格拉底還是他的“病人們”都不能隨心所欲地成為有理性的，——這是de rigueur①，這是他們的狐注一擲。整個希臘思想都狂熱地訴諸理性，這表明了一種困境：人們已陷於危險，只有一個選擇：或者毀滅，或者——成為荒謬的有理性的人……自柏拉圖以來的希臘哲學家的道德主義是有病理學根源的；他們對辯證法的重視也是如此。“理性＝美德＝幸福”僅僅意味著：人們必須仿效蘇格拉底，制造一個永恒的白晝——理性的白晝——以對抗黑暗的欲望。無論如何必須理智、清醒、明白，向本能和無意識讓步會導致崩潰……

①法文：嚴格規定的。

 …

但是，蘇格拉底猜到了更多的東西。他看透了他的高貴的雅典人；他明白，他的病例、他的病例的特質已經不是例外。到處都在悄悄醞釀著同樣的衰退，古老的雅典氣數已盡。——而蘇格拉底知道，全世界都需要他，——他的方法，他的治療，他的自我保存的個人技巧……本能到處陷入混亂之中；人們到處距縱欲近在咫尺：monstrum in animo…

我已經說明，蘇格拉底何以令人反感；現在要更多地談談他的魅惑手法。——其中之一是他發現了一種新的競技，他是雅典貴族圈子的第一個擊劍大師。他撩撥希臘人的競技沖動，以此魅惑他們，——他給青年男子與少年之間的角鬥帶來一個變種。蘇格拉底也是一個大色情狂。

蘇格拉底的諷喻可是一種叛亂的表現？可是一種賤民怨恨的表現？他可像一個受壓迫者那樣，在三段論的刺擊中品味他自己的殘忍？他可是在向受他魅惑的高貴者復仇？——辯證法家手持一件無情的工具；他可以靠它成為暴君；他用自己的勝利來出別人的醜。辯證法家聽任他的對手證明自己不是白癡，他使對手激怒，又使對手絕望。辯證法家扣留他的對手的理智。——怎麽？在蘇格拉底身上，辯證法只是一種復仇的方式？

一個人只有在別無辦法之時，才選擇辯證法。他知道，運用辯證法會引起人們對他的不信任，辯證法缺乏說服力。沒有什麽東西比一個辯證法家的影響更容易消除了，每一次講演大會的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辯證法只是一個黔驢技窮的人手中的權宜之計。在使用辯證法之前、一個人必須先強行獲得他的權利。所以，猶太人是辯證法家，列那狐（Reinecke Fuchs）是辯證法家：怎麽？蘇格拉底也是辯證法家？

由於蘇格拉底，希臘人的趣味轉而熱衷於辯證法，這究竟意味著什麽？首先是一種高貴的趣味籍此而被戰勝了；賤民憑藉辯證法佔了上風。在蘇格拉底之前，辯證法是被好社會拒斥的，它被視為歪門邪道，它使人出醜。人們告誡青年人提防它，人們也不信任它炫耀理由的整個姿態。就像老實人一樣，真貨色並不這樣炫耀自己的理由。拼命炫耀理由是不體面的。凡必須先加證明的東西都沒有多少價值。無論何處，只要優良風俗仍有威信，只要人們不是“申述理由”而是發號施令，辯證法家在那裏就是一種丑角，人們嘲笑他，並不認真看待他。——蘇格拉底是一個使人認真看待自己的丑角，這究竟意味著什麽？

不僅業已承認的本能的放蕩和混亂，表明了蘇格拉底的頹廢，而且，邏輯的重孕以及使他聞名的那種佝僂病人的惡毒也表明了這一點。我們也不要忘掉那種聽覺的幻覺，例如“蘇格拉底的惡魔”，它被人們從宗教意義上加以解釋。他身上的一切都是誇張的、滑稽的、漫畫化的，同時一切又都是隱匿的、機密的、躲躲閃閃的。——我想弄明白，蘇格拉底的那個等式，世上最稀奇古怪的等式，“理性＝美德＝幸福”，究竟出自何種特異體質，這一等式是同古希臘人的全部本能背道而馳的。

蘇格拉底就其出身而言屬於最底層民眾：蘇格拉底是賤民。大家知道，甚至還看到，他有多麽醜陋。然而，醜陋本身是個異議，在希臘人中近乎是個反證。蘇格拉底究竟是希臘人嗎？醜陋常意是通過雜交並且因雜交而受阻礙的發展的標記。在另一種情況下，它表現為正在衰落的發展。犯罪人類學家告訴我們，典型的罪犯是醜陋的：monstrum in fronte，monstrum in animo①。但罪犯是一個頹廢者。蘇格拉底是一個典型的罪犯嗎？——至少那位著名的觀相家的判斷與此並不相悖，蘇格拉底的朋友們聽起來是很不入耳的。一個善於看相的異邦人路過雅典，當面對蘇格拉底說，他興許是個怪物，——他心中隱藏著一切惡習和情欲。而蘇格拉底只是答道：“您了解我，先生！”

①拉丁文：容貌的兇兆，靈魂的兇兆。

正是在博學的和鄙陋的偏見都強烈反對這些偉大智者的場合，我心中首次浮現這個不敬的想法：他們是衰敗的典型。我把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看作衰落的征兆，希臘解體的工具，偽希臘人、反希臘人（見1872年出版的《悲劇的誕生》）。所謂consensus sapientium…

在一切時代，最智慧的人對生命都作了相同的判斷：它毫無用處……無論何時何地，從他們嘴裏聽到的總是同一種聲調，——一種充滿懷疑、充滿憂傷、充滿對生命的厭倦的聲調。連蘇格拉底在臨死時也說：“活著——就意味著長久生病：我欠拯救者阿斯克列比亞斯（Asklepios）一隻公雞。”連蘇格拉底似乎也厭倦了生命。——這表明什麽？這指點人們走向何處？—從前人們會說（哦，人們確實說了，而且理直氣壯，我們的悲觀主義者帶的頭！）：“這裏無論如何有點東西是真的！consensus sapi－entium①證明了真理。”——我們今天還要這樣說嗎？我們可以這樣嗎？“這裏無論如何有點東西患了病的。”——我們這樣回答。這些歷代最智慧的人，人們應當開始就近觀察他們！也許他們全都不再站得穩？都遲暮了？都搖搖欲墜了？都頹廢了？也許智慧之出現在世上，就像一隻聞到腐屍氣息而興奮的烏鴉？……

①拉丁文：智者的一致。

我們同樣可以在畫家席德進1970年代的民間藝術調查影像、畫家劉奇偉1960至90年代的非洲、大洋洲、婆羅洲與台灣的人類學調查、黃永松1970至1990年代的英語與中文《漢聲》雜誌中的民俗調查與搶救古蹟運動、1987年王墨林在三芝廢船廠與飛碟屋製作的「拾月」劇場計畫、1980至90年代撒古流的達瓦蘭部落教室與古陶瓶文化書寫、2002年台東金樽海邊意識部落的藝術家集結創作行動、2010年以後吳瑪悧的樹梅坑溪計畫、姚瑞中的「海市蜃樓」蚊子館調查行動、高俊宏這兩年展開的大豹社踏查研究計畫，發現一種「野根莖」式的組織形式。





它的特徵可以總結為以下四個方面：



自由異質的聯結；

反系譜反符號的斷裂；

非中心化的開放系統；

重新製圖與轉印式的呼應關係。

 …

正因如此，傳統的「交陪境」已不足以抗拒這種主流化的「資本累積」邏輯，「弱機構」與「群組織」的連帶，及其各種變形力量，讓所有人可以流變為非主流的所有事物，才是未來游牧機器、抗拒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邏輯的新型戰爭機器的希望所繫。

二、野根莖：當代藝術的另類組織與戰爭機器

若站在檢討「近未來的交陪」展覽的立場來看，以「交陪境」為原型，去構想與呈現了民間社會的自我組織與表現力，分別在做的方法、組織的方法、生活的方法三個部分，透過展覽去打造「交陪」的複雜意涵。…

第二種「戰爭機器」則與革命運動的戰爭機器有關，譬如太陽花運動，抗拒的是全球資本主義公理化的運作，連帶地對於立法者與執法者的「同意」也全面加以擱置，香港的雨傘運動亦然，都是超越了「國家－資本－國族」三角結構的實質社會運動。



這種革命式的戰爭機器不必然訴諸暴力，而是讓「所有人可以流變為非主流化的任何事物」，從原本的社會角色與社會想像跳脫出來，構造另一種社會生活型態。2010年陳界仁在北美館發起的反花博運動，姚瑞中連續多年構造的「海市蜃樓：蚊子館行動」，都有這種帶領文化藝術界重返平滑空間的抗拒性。





第三種「戰爭機器」就是正面與國家的紋理化對立，像霧社事件、噍吧哖事件，或520農民運動，都是為了保衛平滑空間與游牧科學的對等性，而用局部性的「戰術之舉」對抗總體性的「國家戰略」。



第四種「戰爭機器」就是由國家本身動員，用以達成國家政治目的的的保全、紋理化、疆域化、保衛或擴張領土運動。…

當被問到哈耶克自由主義對非西方文明或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意義時，代之以像許多當代中國學者那樣款款而談，鄧正來的回答卻是：

關於哈耶克的自由主義與非西方社會之間的關系，我在發表的論文中確實沒有做過討論，其間的主要原因是哈耶克本人不曾在這個方面做過任何系統的努力。而哈耶克之所以沒有做這樣的努力，實是因為哈耶克認為對不同文明進行比較研究乃是極具雄心的構想，非一般學者所能企及。他在贊譽研究不同文明的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時就做過這樣的解釋。不過，根據我對哈耶克論著的研讀，我發現哈耶克在討論其他問題的時候偶爾也論涉到了自由主義與非西方社會的關系問題，我想在這裏具體闡發一下他的這些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