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被問到哈耶克自由主義對非西方文明或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意義時，代之以像許多當代中國學者那樣款款而談，鄧正來的回答卻是：

關於哈耶克的自由主義與非西方社會之間的關系，我在發表的論文中確實沒有做過討論，其間的主要原因是哈耶克本人不曾在這個方面做過任何系統的努力。而哈耶克之所以沒有做這樣的努力，實是因為哈耶克認為對不同文明進行比較研究乃是極具雄心的構想，非一般學者所能企及。他在贊譽研究不同文明的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時就做過這樣的解釋。不過，根據我對哈耶克論著的研讀，我發現哈耶克在討論其他問題的時候偶爾也論涉到了自由主義與非西方社會的關系問題，我想在這裏具體闡發一下他的這些觀點。 

盡管自言並非“哈耶克主義者”，鄧正來難道不正是竭力持守著對哈氏最嚴格的忠實？恰恰是鄧正來這種徹底忠於哈耶克的“聖母懷胎”式研讀，極大地改寫了哈耶克在中國的形象——使一個面目光凈立場鮮明的哈耶克，轉變成面貌深沈晦澀復雜——鄧氏本人無數次用“復雜”一詞來形容哈氏思想——的哈耶克。

德勒茲嘗言：“哲學史就是哲學本身的再生產。”那是因為：關於思想家的評論，總是在實質意義上改寫了思想家本人，產生出他的double。因此，“一個人可以以想像一個長胡子的蒙娜麗莎一樣的方式，去想像一個哲學性地長著大胡子的黑格爾，一個哲學性地剃光胡子的馬克思”。在這個意義上，德勒茲主義的哲學寫作——即，以“聖母懷孕”的方式使哲學家生出“怪胎”——就是：“去詳述一本關於過去哲學的真正的書，仿似那是一本想像性的、偽造的書。”在德氏眼裏，一本真正關於哲學的書，會既像一本偵探小說（它的“情節”必須充滿精密的邏輯分析推演），又像一本科幻小說（它看上去恰恰像是一本想像性的作品）。 

我們看到，德勒茲也好，德裏達也好，施特勞斯也好，他們自身的哲學，都是通過對其他哲學家的細致閱讀而展開。換言之，對其他哲學家的閱讀，恰恰是“元哲學”的研究。當哲學史能夠從關於思想人物的那種歷史境況分析視野中抽拔出來而進入時間的疊放中時，哲學史研究就變成為元哲學研究——在後設層面上研究哲學。而前文已指出，施特勞斯主義閱讀因其堅持基礎主義的真理宣稱，同其它二者的閱讀存在根本性的差別。這裏再讓我們來細辨一下德勒茲主義閱讀與德裏達主義閱讀之間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