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正來強調，哈耶克並非僅僅是一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捍衛者，一個古典自由主義的弘揚者和各種集體主義的堅定批判者。在他眼裏，“哈耶克是20世紀最為重要且最具原創力的社會理論家之一”。鄧正來所作的哈耶克研究，便旨在將哈氏理論本身內在的“原創力”重掘出來，從它型構的歷史語境與時代背景（意識形態冷戰）中剝離出來。鄧氏聲稱：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理論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封閉性，“構成了那些自視為‘自由主義者’的論者沈湎於意識形態脈絡下的問題論辯而無視哈耶克社會理論的知識洞見的當然理由。”而他對自己哈耶克研究所設定的目標，就是通過嚴謹的文本研讀，在意識形態外衣包裹下剝出哈氏理論之內核。 

我在這裏，並不討論鄧正來的這兩本書是否已將構成哈耶克“知識洞見”的內在理論“原創力”開掘出來。我相信他在剛出版的《哈耶克法律哲學》一書序言中所說的，“這並不意味著我關於哈耶克思想的研究會止步於此”。我認為，比他目前所呈現的關於哈耶克思想的研究成果本身更富有思想意義的，是他對哈耶克的閱讀方式，一種以“背叛”的方式（背叛作為意識形態固化形象的哈耶克）表達真正忠誠的哲學閱讀。從鄧正來的書中可看到，國內學界仍有部分學者，對鄧氏的哈耶克研究始終保持關註。然而這些學者的關註點，基本集中在這項研究對於國內哈耶克研究以及自由主義研究的意義。在我看來，如果只關註這兩個層面，那麼鄧氏歷時15年的研究就只對一小部分學者有價值。而這項未竟的研究值得被更大範圍的學者關註，乃因為它對於思想研究本身具有意義，即實踐性地開啟了思想研究的一種德勒茲主義進路。當國內學者紛紛倡言要從具體語境角度來研究思想人物（即所謂的“思想史閱讀”），鄧正來所開啟的，卻是一種以背叛被研究人物的方式（將其抽出歷史語境與時代背景）來表達真正忠誠的哲學閱讀。

這種哲學閱讀所反對的，首先便是各種基礎主義的閱讀方式，其晚近的一個代表，便是盛行當下國內學界的施特勞斯主義“秘傳真理”式閱讀——我們不正是一次次聽到國內的施特勞斯主義者們用傲慢的口氣對批評意見宣稱到：“不，你讀錯了，只有我的說法才是真的尼采（柏拉圖、孔子……）！”中國學界盡管並不陌生以下這條哲學路向——從啟蒙時代康德以“批判”對抗“獨斷論”，到晚近德裏達（Jacques Derrida）以“解構”瓦解“在場的形而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