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能夠在國內學界真正“熱”起來的，卻總是各種真理式的宣稱——就這類基礎主義閱讀而言，施特勞斯的微言大義論，不正是當年“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消滅各種“修正主義”的熱情之再續？由於能指永遠無法完善地表征出所指，因此每一種以達致完美表征的闡釋，註定是一個先天的失敗。然而，這不必導致我們對自身的沮喪感與無能感。對於德勒茲來說，這種先天性失敗，恰恰使得我們可以以否定性的方式——什麼是它不能做到的——來界定闡釋：它永遠無法成為總體。而對於什麼是它能做的，則是一個先天性的無窮：文本在各種既有闡釋之外的虛擬向度，結構性地使得重新閱讀與重新闡釋成為一個創造性的行動。

是以，如果說鄧正來的哈耶克研究，“背叛”了“哈耶克”而弄出來一個“鄧正來式的哈耶克”，我的反應便是：why not？是謂——溫故而知新：沒有新的哈耶克（“鄧正來式的哈耶克”）出現，又何必再去機械性地重申那些已失去“對立性參照系”的“哈耶克思想”，因為誰能講得比那個“意識形態哈耶克”本人更好？機械性的“重復”，只會無止盡地制造出鄧正來本人所痛恨的垃圾社會科學——一堆陳腐的文本垃圾，哪裏會有真正的“知識增量”產生？在鄧正來看來，今天中國學界的“知識生產”，正是由以下這兩種模式支配：要麼是意識形態式的自行編造，在這種編造（印象式、標簽式的理解方式）中，文本之“作者”被縮簡成“留聲機”，“他們認真且嚴肅地講述著或描述著根本‘沒有他們’的各種觀點或理論，進而認真且嚴肅地講述著或描述著根本‘沒有他們’的各種問題，甚至是理論問題”；要麼是機械復制式的垃圾生產，在這種生產中，文本之“讀者”實質上只是“復印機”，“他們認真且嚴格地復制著根本‘沒有他們’的各種觀點或理論，進而認真且嚴格地復制或放大著根本‘沒有他們’的各種問題，甚至是理論問題”。 

與此相似，曾有不少評論文章，指責我在自己前幾年發表的數篇論鄧正來的文章（從短評《鄧正來的兩張面孔》、《政治，與政治理論》到論文《“狼口”中的快樂，或“中國的主體性”》、《“何處去？”》、《全球化的“地質學”》等）中，將鄧氏的思想大大地激進化了。對於這樣的批評，我的回答同樣是：why not？從我對鄧正來思想作品的讀解與闡釋中，為什麼不能顯現出一個吳冠軍式的鄧正來，顯現一個或許比鄧正來本人的寫作更忠於真實的鄧正來、“in Deng more than Deng himself”的“老鄧”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