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處關鍵同樣在於：倘若並非這種思想上的“延異”（借用德裏達的術語），並非在“重溫鄧正來”時產生出全新的“形成”（所謂的把鄧正來“激進化”），那麼，又何必去閱讀吳冠軍論鄧正來的那些文章，直接閱讀鄧正來自己的作品，不更直截了當？今天一些鄧門弟子對我的不滿，不正是和國內“哈耶克主義者”對鄧正來的不滿（把哈氏思想經院化）結構性地一致？

五、思想研究，像聖母一樣懷孕

在“思想史研究”上，學界主流的範式始終是經典的“老三段”：先簡略敘述被研究人物的歷史生平與時代背景，然後分章或分節陳述展示其思想要旨，最後進行一番總體述評。在晚近十年的中國學界，迅速崛起並對這種主流範式進行挑戰的是施特勞斯主義思想史閱讀（體現為以施特勞斯代替薩拜因［George Sabine］）：相對於提供一個關於思想家們各種論點的大集合，施特勞斯主義要求研究者不能僅僅停步於“分別列舉”，而是需要提供理解思想家們之間發展變化（承繼抑或斷裂）的思想線索。在這個意義上，對於思想史的研究，就正是思想研究本身（對於施特勞斯而言，政治哲學史的研究恰恰正是政治哲學研究）。然而，施特勞斯主義閱讀的根本問題，就在於它的（準）柏拉圖主義真理宣稱——“哲學化意味著從洞穴上升到陽光之下，那就是，上升到真理”。施特勞斯主義閱讀，實際上就是把對文本的某一種可能的解讀予以特權化；用德勒茲的術語來說，即根本性地取消虛擬性向度（幽靈性向度），而將施特勞斯主義者們眼睛“看”到的某一種“現實”定於一尊。經過這種施特勞斯主義閱讀，所有的文本本身被提前關閉，溫故只能是重溫教條（由施特勞斯主義者貞定確認的“真理”），而不再能知新。

在檢視中國學界的哈耶克研究現狀時，鄧正來對以下狀況特別警醒：“各種借‘哈耶克理論’為名的理論主張實際上正在為各自知識的‘真理性’或‘正當性’展開話語爭奪”。鄧正來拒絕以真理宣稱的研讀方式，來對“哈耶克理論”進行話語爭奪（即，只有我的說法，才是真正的哈耶克）：他並不否認那個意識形態視野下的“哈耶克”，而是旨在沿著哈氏理論的內在脈絡而“爬梳”出另一個“哈耶克”。這一閱讀路徑，便使得鄧正來非常接近於德勒茲。實際上，當鄧正來嘗試將哈耶克理論抽離其本身得以型構的歷史語境與時代背景、而追索該理論本身的內在原創力及其所開放出來的理論問題時，他就已經進入到了德勒茲主義的閱讀視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