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王四在1990年代回到的中國的農村，正如文中“你媳婦的叔叔是你哥的領導，你要和人家散了，又是為這種事散了，你哥的日子可怎麽過呦!”所表現的，是一個裙帶關係的社會。本來王四與“鬧鐘姑娘”的結婚也就是帶著很大程度的打算的。但當王四的父親見到懷抱鮮花的女人狂怒道：“這年頭人心奸怪，誰不想看熱鬧？誰肯把話爛在肚子里？要是人家知道了，這婚也就甭結了，這門親事也要散了!”的時候，王四輕易地食言說“散了就散了吧!”父親像是有父親的打算，“說得輕巧，花了多少錢就別去說了，這醜名要頂幾輩子？走到哪兒都讓人戳脊梁骨，這還怎麽活？”他把家里的事情優先考慮，叫來了“在鎮派出所當副所長”的堂弟，想讓他逮捕懷抱鮮花的女人。從這里可以看出，在90年代的農村的裙帶關係不僅涵蓋到了公所的人事和商業領域，甚至連警察都滲透到了。農村並不是一個使人得到治愈的地方，而是漂浮著腐爛氣息的排外親屬社會。…

站在高架橋陰影下的王四點燃打火機，在火光的襯托下，女子與花融為一體——“好像花兒漸漸開放——她的臉上漸漸展開了一個嫵媚而迷人的微笑，並露出了兩排晶亮如瓷的牙齒。她的牙齒白里透出淺藍色，非常清澈，沒有一點瑕疵。”手捧薔薇、穿著皮鞋、微笑著的沈默女子，似乎有著豐富的表情。撇下那個女子，在公共汽車站候車大廳的人山人海中躲藏起來的王四，他所害怕見到的，是“半高跟半高勒古樸華貴的棕色小牛皮鞋”。但正如他所害怕的那樣，那過分美麗的女鞋還是出現了——“她的綠裙如一瀉瀑布，到小腿肚中央時卻突然中止，然後是肉色絲襪，然後是托爾斯泰的女人們穿過的華貴皮靴。上尉不得不看到女人修長得令人驚訝的雙腿”。就這樣，托爾斯泰筆下的女性再次被召喚了出來。…

子服去姑娘家拜訪，見姑娘和一位老太太住在一起，遂將她帶回家見母親並準備與之結婚。在被問及一些結婚儀式的問題時，姑娘一直在笑，她的笑感染著所有人，鄰家的小子也被姑娘傾倒，將她一把抱住，不料自己一下變成了一棵枯木。子服的母親勸告兒媳婦，她發誓今後不再笑。最後，姑娘說出了真相，實際上她是狐貍的孩子，母親死了，那位老太婆是個幽靈。(23)

在1991年12月我去北京進行的采訪中，莫言就曾說：“我對《聊齋志異》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因為作者蒲松齡是山東人，(他的家鄉)離我的家鄉很近。”…

日本文藝評論家菅野昭正在《鮮花》的日語譯本發表後，於報紙文藝時評欄中簡潔地指出如下幾點頗有深意。

在這個月所閱讀的短篇小說中，莫言的《懷抱鮮花的女人》的獨特風格給我留下的奇妙的幻想之感越發強烈。令我印象最為深刻。關於莫言的作品，之前已經介紹過幾篇了，深受加西亞•馬爾克斯影響的的中國式魔幻現實主義，在這部小說還是起到了很大的效果。……這一年輕的中國作家確實發現了能夠將震懾現實世界的巨大力量象征性地進行凝縮的方法。(20)

那麽，“將震懾現實世界的巨大力量象征性地進行凝縮”而來的《鮮花》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故事呢？大體情節如下。人民解放軍海軍上尉王四為了回村結婚，乘火車在家鄉縣城的車站下了車。他的未婚妻在縣城百貨商店的鐘錶櫃台上班，王四趕到那里的時候，負責賣鬧鐘的未婚妻已經請假回村了。…

在動筆寫作《故鄉》三年後的1924年2月，魯迅用九天時間連續創作了歸鄉故事的第二篇《祝福》及第三篇《在酒樓上》。魯迅在《在酒樓上》，在委婉示意呂緯甫和阿順之間可能產生戀情的同時，取消了產生《安娜•卡列尼娜》式不倫故事的可能性。魯迅在《祝福》，描寫民國時期的農村婦女為了生存反過來接受因強迫而再婚，這時她便會遭到村鎮聯合體所謂“不倫不貞”的責難——敘述者盡管熟知這一情況卻……不，是正因為熟知這一情況才沒有向祥林嫂說明與謝野晶子一派“靈肉一致的貞操觀”，不得不默認共同體的傳統倫理——魯迅的歸鄉作品所反映的正是敘事者的這種無力感。與《故鄉》《祝福》《在酒樓上》這三篇反《安娜•卡列尼娜》式的小說相對，或許莫言所考慮的是女性對於鄉村敘事的決定性作用，即使讓歸鄉的敘述者陷入不倫之戀，也要將女性一並納入到鄉村敘事之中。…

在《故鄉》結尾的離鄉場景中，敘述者所述“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個碗碟來，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閏土埋著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里去”，是從母親處得知的。敘述者說“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卻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此處他也僅是講述了對少年閏土印象減弱的悲哀，對“豆腐西施”倒並無發出新的感慨。實際上，敘述者未曾料到的關於楊二嫂的事情，是從母親那兒得知的：

楊二嫂發見了這件事，自己很以為功，便拿了那狗殺氣(中略)飛也似的跑了，虧伊裝著這麽高底的小腳，竟跑得這樣快。…

從1934年給翻譯家的信中可知，魯迅提到17年前中譯本《婀娜小史》“並不好”，既然如此，魯迅應該不僅看過《婀娜小史》，讀過日譯本或者德譯本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可能性也很高。而既然提到打算影印俄羅斯刊行的《安娜•卡列尼娜》插畫，說明他對小說本身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順便提一下，日本《婦人之友》於1918年1月至1918年12月連載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繪畫本。

雖說魯迅對《安娜•卡列尼娜》如此感興趣，他的小說卻幾乎沒有受到該作品影響的痕跡。從這一點來看，莫言與魯迅大不相同。但如前文所述，兩人都同樣創作了一些歸鄉題材的短篇小說。下面，我們將對魯迅和莫言的歸鄉故事進行比較。

三、魯迅歸鄉故事中的女性們…

魯迅在青年時代就對托爾斯泰抱有濃厚的興趣。他在日本留學期間創作的論文《破惡聲論》(1908年12月發表)中聲稱，與當時席卷中國文化界的“惡聲”相比，托爾斯泰的“懺悔”更符合自己的心聲。此後，《藤野先生》(1926年10月執筆)等作品也提到過托爾斯泰。1928年，魯迅在由自己主編的文藝刊物《奔流》的12月號上，推出了托爾斯泰誕生100周年特集。特集主要通過對日譯本的重新翻譯，介紹了當時俄羅斯、歐美各地對托爾斯泰的最新闡釋，還附上了篇篇幅很長的《編校後記》(14)。這篇《編校後記》主要參考了友人趙景深的信件，介紹了法國戲劇版《安娜•卡列尼娜》的演出以及1885年小說法語版的發行。《編校後記》還提到了世界各地紀念托爾斯泰誕辰100周年的情況。…

2006年莫言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發表，其中一部分也直接引用了《安娜•卡列尼娜》的文字。該小說講述了高密縣的地主西門鬧在新中國建立時的土改運動中被槍斃，含恨而死，並在死後從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間，依次轉世為驢、牛、豬、狗和猴的故事。在小說的第三部分，西門鬧托生為豬，而這一部分終章的結尾，則描繪了春天河水突然融冰，變成豬的西門鬧看到冰面上嬉戲的孩子快要淹死時拼死相救，最終因體力不支溺水而死的一幕。小說是這樣表達西門鬧此時的心聲的：…

莫言“覺得《鑄劍》里面包含了現代小說的所有因素”，雖然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是在學習過文學理論以後，但10歲左右的莫言被魯迅的作品吸引，難道不是因為魯迅和莫言之間在感性方面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嗎？

另外，莫言小學三年級時在語文教科書上讀過《故鄉》節選。回想起那時的經歷，莫言這樣說道：

老師帶我們大聲朗誦，然後是背誦。眼前便出現了：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地刺去，那猹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談到魯迅，只能用天才來解釋。尤其是看了他的手稿之後。在如此短暫的創作生涯里，寫了這麽多作品，還幹了那麽多了不起的事情，確實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⑤…

一、莫言與魯迅

莫言從年少時代開始就很愛閱讀魯迅的作品，他本人也經常談及自己從魯迅那里所受到的影響。相關資料中，2006年12月19日莫言訪問魯迅博物館時與孫郁館長的談話整理而成的《莫言孫郁對話錄》尤為值得關注。孫郁不僅是一名著名的魯迅文學研究者，還是位聚焦於莫言作品的出色的文學評論家。面對如此合適的談話對象，莫言暢談了自己的魯迅觀，這段對話的文字記錄足有14頁之多。

根據這次對話所提供的信息，莫言從七八歲起就已經開始閱讀文學作品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是從小學老師那里借來的《呂梁英雄傳》，這部作品在毛澤東時代風靡一時，是部紅色經典名著。①兒童時代的莫言最初接觸到魯迅的作品是在小學3年級。…

對性的恐懼基本上是對身體的恐懼，因為有了性，整個身體就變得顫動、生機勃勃、有活力。只要性一接管身體，整個頭腦就被擠在後面，它不見了。呼吸接管了它，呼吸變成強有力的、生氣勃勃的。

那就是為什麽我的靜心是從呼吸開始。隨著呼吸，你開始感覺到整個身體，身體的每個角落。身體被充滿，你和它合而為一。這樣，你就有可能跳躍了。

在性愛中的跳躍是極小的跳躍，而在靜心中的跳躍才是一個很大的跳躍。在性愛中，你"跳進"別人里面。在那個跳之前，你需要與你的身體成為一體；而在那一跳中，你需要進一步擴展，擴展到另一人的身體。你的意識擴散到你的身體以外。在靜心中，你從自己的身體跳進宇宙的整體，你和它合而為一。…

隨著法國耶穌會士們的到來，情況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李明的《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宣稱：“中國人在住房上遠遠不如我們，他們的房子不如我們的豪華美麗。”“在法國，無論個人的財富，還是個人的雄心都在奢侈豪華方面比歐洲任何一個王國走得更遠，而中國人在一般活動和公共場合幾乎都超過我們，看上去更為講究排場，更加盛大隆重；但私下裏居家過日子，我們的居室卻是無比富麗堂皇，有錢人數目雖少，生活卻過得更輕松，裝束打扮更舒適，飲食起居伺候得更周到。一般說，費用支絀更穩定平衡。”…

二、不對稱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不過，中歐之間的交流（特別是信息交流）並不對稱。西方文化之輸入中國與中國文化之傳入西方，其中介卻主要是由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旅行者和外交使節來承擔。在中西互相對望、互相對話、互相認識的18世紀，歐洲對中國的了解遠遠超過中國對西方了解的程度，西方從中國獲取的資訊和靈感遠遠超過中國從西方所得到的一切。中西之間的這一差距在19世紀得到應驗。中國因對西方了解甚少，或根本不了解屢受戰爭挫辱，反過來被迫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 …

與此相適應，18世紀的北京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具國際性意義的都市。北京不僅是東方世界的交流中心，周邊的朝鮮、日本、琉球、安南、呂宋、暹羅、緬甸、汶萊等國，以及東南亞、中亞、西亞諸國保持著與清朝的傳統往來關係，而且是與歐洲各國交往最為頻繁的東方帝都。歐洲通過傳教士、外交使節、貿易往來三條途徑與北京保持密切的交往關係。據統計，18世紀耶穌會派往北京或遊歷過北京的傳教士達到115名[2]；迄至1840年，遣使會來到北京的傳教士至少有17名；[3]方濟各會在北京設立了教區。從1716年到1860年，俄羅斯東正教向北京派出布道團十三屆，約有130多名神職人員…

摘要：18世紀中國在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後，步入前所未有的盛世，北京亦成為與歐洲交往最為頻繁的東方帝都。歐洲通過傳教士、外交使節、貿易往來與北京保持密切的關係。但當時中歐之間的交流並不對稱，歐洲對中國的了解遠遠超過中國對西方了解的程度。來京的西方人士通過自己的觀察和研究，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科技水平、軍事實力進行評估，為西方向中國殖民開拓做知識準備。中國在可比的世界競爭中危機四伏，為十九世紀出現的中西之間“大分流”埋下了隱患。…

宣王號稱中興之王，但是西北戰績的實際情況並沒有像一些史家所宣揚的那樣輝煌。實際情況是宣王時周人與戎狄發生過兩次大的戰役，戰略上采取的是防禦政策，“即使追奔逐北，也只是對於入侵的反擊。‘城彼太原’及‘城彼朔方’，都是建築北邊的要塞，而玁狁入侵的地點，可以深入到涇洛之間，直逼西周的京畿。（見王國維《觀堂集林》）”（注：許倬云：《西周史》，289頁，三聯出版社，1994。）可見，宣王時期對西北戎狄的戰爭盡管取得一些勝利，但來自戎狄的威脅並沒有解除，這就是說，西北部乃至整個王朝仍然處於戎狄的威脅之下，人們仍然生活在戰爭的巨大陰影之中。所以宣王時期周人與戎狄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沒有什麽大的變化。人們的精神也一如繼往，始終處於悲抑之中，並充滿了憂患。正是這種迫切的現實原因加上歷史的因素，內在地決定了戰爭詩的基調和思想感情。所以《采薇》、《出車》詩中的悲抑情緒和憂患意識，歸根結底還是歷史和現實生活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