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達把解構的第一個目標指向傳統形而上學的邏各斯中心主義。

在德里達看來，理性主義是設定意義先於語言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代名詞，而理性主義的秘密就在於預先設定的意義理論“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它不僅充當着所謂的“真理”“價值”的權威，而且還限制、束縛了自由遊戲創造的可能性。因此，必須予以徹底“顛覆”之。

德里達在《論文字學》中説：“傳統哲學的一個二元對立中，我們所見到的惟有一種鮮明的等級關係，絶無兩個對項的和平共處，其中一項在邏輯、價值等方面統治着另一項，高居發號施令的地位”。［3］（P303）

譬如，傳統哲學中的真理／謬誤、理性／感性、靈魂／肉體、本質／現象、同一／差異、必然／偶然、意義／形式、理智／情感、肯定／否定、能指／所指、言語／文字、在場／缺席、中心／邊緣等“二元對立”，都是前一項統治着後一項。前一項是高級的，是人們應該努力追求的。後一項是墮落的，是人們應該儘量予以修正、避免或超越的。在德里達看來這一切都是傳統形而上學臆造的白色神話。

他説：“形而上學，這白色的神話反映並且重組了西方的文化：白種人把他自己的神話，印歐語系的神話，  他自己的邏各斯，即他自己的方言‘範式’，當成了他必須依然希望稱作‘理性’的普遍形式。”［3］（305）德里達在這里明確指出西方文化是以白種人爲中心的文化，並堅決反對把“理性”當作普遍形式或“範式”。因此他説：“便是在一個特定的時機，將這一等級秩序顛倒過來”。［3］（P303）這就是德里達採用的第一個策略。除此而外德里達在康德審美不涉及概念美學思想影響下，還採用了非概念、非詞語的書冩文字解構西方傳統概念的策略。他發明了“延異”“踪跡” “播撒”“替補”等一系列非概念、非詞語的書冩文字解構鏈。他在《延異》中説：“‘延異’既不是一個詞，也不是一個概念”。［3］（P309）這確實在形而上學中引起了混亂，以致於“失語”。

德里達爲什麼要堅決解構“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呢？他在１9８7年完成的《論精神海德格爾與有關精神問題》一書中説得非常清楚：“傳統的‘二元對立’之所以必須被顛覆，是因爲它構成了迄今爲止一切社會等級制和暴戾統治的理論基礎。作爲一種策略，‘解構’在批判和摧毀‘二元對立’的同時又建構和實現原有的，‘二元對立’所不可能控制的某種新因素和新力量，造成徹底擺脫 ‘二元對立’後進行無止境的自由遊戲的新局面。”［2］（P304－305）到此我們清楚了，德里達解構“二元對立”的真正目的並非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本身，而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他真正要解構的是“一切社會等級制度和暴戾統治”。解構二元對立，一是去掉其理論基礎，二是作爲一種策略而採用的手段。

德里達把解構的第二個目標指向語音中心主義。

德里達爲什麼把第二個目標確定在對語音中心主義的解構上。他認爲邏各斯中心主義是
靠語音中心主義來支撐的。因此，要想徹底摧毀邏各斯中心主義，就必須摧毀語音中心主義。

德里達在研究了柏拉圖以降的形而上學理論後，發現他們都在極力誇大語音的作用，而貶低書冩文字。柏拉圖甚至把書冩文字看作是不利於人的生命的“異己”，它不僅削弱了人的記憶能力，而且同真實的思想之間存在着一段距離，如果向它請教，他只能重複原來的話而不能辯解，所以他們認爲，説話所發出的聲音更接近思想，更接近邏各斯。德里達受其啟發，並反其道而行之，將其顛覆。高揚書冩文字，貶斥語音符號。但這也是他不得以而爲之的策略，否則，就無法去掉語音的中心地位，也無法使其邊緣化。

語音中心主義無非是通過語音符號同“意義”穩定一致的關係，來加強現有統治秩序。德里達一針見血地指出，相對於文字，相對於書冩，説話的聲音更透明，更自明和更直接的被給予性。也正是因爲這樣，西方統治思想和文化才把説話和語音放在首位。因此，他説：“解構從符號開始”。

[2]馮俊.後現代主義哲學講演錄[B].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3]朱立元.當代西方文學理論[I].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作者介紹：韓廣信（1953—），男，內蒙古，副教授，北京大學高級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當代文藝美學和文藝美學。聯繫地址：北京市 海淀區 圓明園東路8號 北京大學3號樓114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