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切从脚开始：手与人脸的后种系发生

为了确认自己上述的观点，斯蒂格勒试图求助于科学中的人类学和考古学。不难发现，斯蒂格勒与传统哲学家十分不同的地方，是他的思想构境能极为敏感地随时紧跟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方面。在这里，他主要参考了勒鲁瓦-古兰在1964年和1965年发表的《手势与语言》(LeGesteetlaparole)。

斯蒂格勒告诉我们，人不是一个神迹，也不是达尔文所说的「猴子的后代」，在1959年所发现的东非人(Zinjanthrope)化石是考古学上的重大进展中，人们第一次看到「东非人伴有石制工具，它的脑容量很小，并不具有超猿类的巨大头骨」，这打破了人形成于大脑的唯心主义观念，事实证明，大脑的发展是第二性的！这倒是让唯物主义者开心的事情。

斯蒂格勒诙谐地说，人恰恰「起始于脚」。因为脚的起立行走导致了人手的出现，人手是劳作和制造工具的前提。这是对的。这恰恰是斯蒂格勒在前面讨论大脑与石器之间关系时被省略的重要内容，即活动建构存在。大脑与石器背后是意识活动与生产活动的关系。斯蒂格勒认为，直立行走对人的后种系生成是决定性的，这是科学的观点。

直立的姿势(stationdebout)决定了上半身两个极点间关系的新型机制：手从爬行功能中解放(libération)出来，面部从攫取的功能中解放出来。手不可避免地要制造工具(outil)———可代换的器官(organesamovibles)，手中的工具必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面部语言的产生。［1］171

也是从这里，斯蒂格勒的具体认证开始变得可信和深刻起来。直立行走生成了不同于动物生物存在方式的两种解放性的功能：一是不同于爬行的爪，手是被从生物功能解放出来的，它不可避免地要生产工具；二是不同于动物攫取的人脸，人脸也是被从单一生物功能中解放出来的，它不可避免地要从手中的工具中获得面部语言。并且，这两种新的非生物的功能机制「又是由一种特定的大脑组织决定的」。于是，「大脑的特殊性存在于它同作为后种系发生定向的外在性的唯一耦合之中，换言之，外在即是内在的‘真理’」［1］171。斯蒂格勒这一段表述是重要的，但却是不精准的。

手与人脸的后种系发生是脱生物种系的功能结果的观点是深刻的，但他所指认的两个「不可避免」却是可疑的。不是手不可避免地要制造工具，而是在制造工具的历史演变中，动物性的前爪才逐步演化成了人手；不是人脸不可避免地要从工具中获得面部语言，而是在生产劳作和人的生活需要中，动物式的叫唤才逐步产生了人类交往的语言;人脑不是对象化的物性工具的投射，而是历史性实践活动相对应的意识活动功能结构的物性刻画。人的意识并非人脑的直接物质过程，而是一种特殊的主观突现场境。然后，工具作为人的身体之外的器官———义肢，已经不属于生物机体，而是一种新的技术系统有机体。

不管怎样，斯蒂格勒这里的分析已经足够深刻了。这比我们传统教科书中的抽象物质与意识的对置关系要离历史更近了一些。并且，斯蒂格勒还强调，人对能动性的征服，是比理智要更具有意义的「超自然的能动性和速度」。人的后种系生成的解放本质为全新的能动性，而理智不过是这种能动性的一种类型。这也是坚持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立场。只是在这个外在化的解放进程的终端上才「出现了大脑皮层特殊的组织类型」，这是科学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