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这里所说的「已经在此」指的是第一个方面，即此在在走进世界时，总有一些先行的东西已经在事先规定和制约此在的存在了。而具体说，他的已经在此就是义肢(文化—技术)的「放在前面」，「义肢性是世界的已经在此，因此也就是过去的已经在此」。［1］281

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现实的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性的生活条件之中，一个民族和时代的人，总会遭遇前人所遗留下来的生产方式所规定的前提。索恩-雷特尔将这种制约社会存在的先在的物质指认为社会先验。2016年，斯蒂格勒在南京大学讲授的「南京课程」中，直接引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相关的经典表述。［4］11－12

实际上，斯蒂格勒在这里是想引出他自己的观点，即讨论在生物种系进化终止之后，人类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支撑点已经不再是生物遗传性获得，而是生物物质存在之外的非遗传性的后种系生成的文化记忆(文码—编程)。他将其命名为后种系生成(épiphylo-généyique)。

这种后生成的积淀(sédimentation épigénétique)或对往事的记忆，就是人们所说的过去，也就是我们在此所用的人的后种系发生概念的含义。这个概念是指：人的后生成各阶段的相继和相关、保留、累加和积淀，它因此和纯粹的(pure)生命概念决裂，因为在纯粹的生命中，后生成因素恰恰是不得保留的(「编码不接受任何来自经验的教训」— F·雅各布)。［1］165

人类个体的生命存在都是有死的，个体存在也有自己的经验积累和记忆，但这一切都会随著生物肉体生命的死亡而消失。但人类历史的真正发生，就是因为出现了与生物种系生成的遗传记忆完全不同的类的文化记忆，正是这种非个体的文化记忆造成了支撑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的后种系生成。当然，与种系生成的一次性获得不同，后种系生成是后天逐步习得的。新生的人类个体必须重新经历文化记忆进化的所有阶段，这就是社会教化和教育。教育的本质是后种系生成在个体中的重演。这个描述基本上是正确的。

斯蒂格勒有些激动地说，「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历史性！」这个历史性就是人的历史性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时间。他说，在海德格尔那里，有两种对立的时间：一种是此在真正的时间;二是「以技术度量的、操持的时间，这意味著时间的丧失」［1］166。斯蒂格勒并不知道海德格尔隐匿起来的秘密文本，所以没有本有论的构境背景，可是他的直觉中却有存在论技术操持中本真时间的丧失。

如果已经存在的过去只有后生成的积淀的方式存在，那么它的可能性仅仅是因为积淀物所保证的传播完全(absolument)是技术性的：技术性的非生物因有机物而生成，但是它本身仍然是无机物的，这就是以工具、文字为标志的纹迹(écriture)，我们将它们统称为一般器官 (d＇organon)。［1］166

斯蒂格勒的构境步骤是清楚的：在动物那里，只有自然的物理时间，已经消失的有机物的生命过程除去遗传基因可以复制的有机生命信息之外，它们是没有历史性的时间的，而人的存在历史恰恰因之在生命有机物的过去消失之后，却能以非生物有机遗传的后种系生成的方式积淀出一种传播和延续方式，这使人的历史性存在成为可能，这正是有机之外的无机的技术，技术即是历史性的时间(非物理性的时间)。依我的理解，这是斯蒂格勒这本大书标题《技术与时间》的实解。

也是在这里，我与斯蒂格勒会产生一种比较大的分歧。在斯蒂格勒对技术性的表述中，他指认了后种系生成的技术的标志是工具和文字，并且他也援引了德里达的「纹迹」的观点，但在他的隐性构境支点里，技术却是可见的对象化的事物，即他所借喻的「一般器官」。这个一般器官不是生物机体的器官，而是体外的义肢，工具和文字都是这种可见的假肢。可是，从马克思、海德格尔开始，对技术的思考都已经从对象性的可见物性存在，转移到这种义肢在生产和文化活动中的功能发挥，即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力构序和海德格尔的座架概念的深刻构境。斯蒂格勒关于技术的定位，显然是从非实体主义的关系存在论大大倒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