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西埃真正想做的事，確實與羅蘭·巴特一脈相承：描述一種現代感覺形式。朗西埃拒絕“現代性”“現代主義”這類概念，也反對克萊門特·格林伯格所謂“媒介的真實”或者德勒茲所謂“純粹感性”，認為這些概念太強調藝術與環境、傳統的割裂，都是要使藝術分離於現實，而朗西埃強調藝術作品與日常生活之間既沒有感性的區別也沒有本體論的區別，換句話說，沒有藝術的本體論，只有歧感的本體論（ontology of the…

也就是說，文學性既是文學之為文學的依據，也是文學不能理所當然地自居為文學的原因。於是所謂“文學的政治”不得不一分為二：一方面，文學性就是平等，平等在美學語境中就是文學性；另一方面，為了保護文學這一獨特領域的政治能量，它又必須讓自己與其他——受到等級秩序左右的——領域保持一定的距離。換句話說，文學之所以看起來高高在上，恰恰因為它主張絕對平等。…

三、 誰之現代，何種文學性

羅蒂與朗西埃兩人都有一種大而化之的文學史觀。羅蒂提供了一個宗教文化——哲學/科學文化——文學文化的三部曲，作為最後階段的文學文化從19世紀開始，這是一種“通信者的文化，寫詩歌、小說、政論者的文化以及批評他人詩歌、小說及政論的文化”{31}。與之相對應的是，朗西埃有所謂“文學時代”（age of…

摘要：羅蒂的論述在20世紀90年代初受到朗西埃的注意，兩人皆有“從哲學走向文學”的主張，在理論立場上可引為同道，具體論述卻多有分歧。我們不妨將兩人的文論觀點加以系統化，分別命名為“激進的詩學”與“實用的詩學”，以深入探究法國激進哲學與美國實用主義在學術理路上的差異。但是必須同時強調，羅蒂與朗西埃皆非故步自封之輩，而恰恰是要踐行一種“出位之思”，即通過不同思想、學術傳統的相互激發，使人文學術跳出“專業化”進而“非政治化”的陷阱，恢復應對當代問題的能力。通過在兩位極具個性的思想家之間構建一種可能的對話，我們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哲學與文學、學術與政治、歐陸學統與英美學統的表層對立，對西方當代文論的理論境遇與話語策略獲得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