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問題的探討，可引出朗西埃詩學的第二個向度，一種對“歧義的共同體”的反本質主義建構。朗西埃相信，民主政治不是來自於體制、學科或者專家，而是來自於具體的個人，所以他希望在語言和思考能力平等的基礎上，重建個體的描述與論證{19}。在他看來，共同體必須將爭議安置於其構成原則之中，“歧義”（mésentente）存在於任何對話的深處，存在於對話所依賴的任何形式的普遍性的深處{20}。他把話說得徹底：“真正的工人正是通過打破他們在現存系統中被賦予的位置而成為工人的。”{21}當具體的某個工人的選擇逾出規範時，真正的政治行動才得以出現。有論者指出，向個體命運的興趣轉移，支持了朗西埃對政治、詩學與美學之重疊性的關注{22}。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如果個體不再僅僅被視為整體內部具有一定個性特征的單元，而是歧義的共同體的另一面向；如果我們不再謀求以一致性統攝差異性，而是將差異性看得與一致性同樣根本，那麽個體的“現身”必然同時是詩的和政治的。

以知識的詩學代替知識的科學，並非是說一切知識無非虛構，而只是要降低科學的地位{23}。這種被降格的科學，實際上是一種祛魅後的知識。此種知識關聯著激進詩學的第三個向度。此向度要從亞里士多德說起。朗西埃充分肯定亞里士多德《詩學》的意義，認為後者突破了柏拉圖“圖像的倫理體制”，建立了“藝術的再現體制”，在不可見的本質與可見的形象之間建立聯系，不失為一個革命性的變化。但是詩學畢竟不能停留於再現論。在朗西埃看來，福樓拜所謂“風格”，就是要讓自然“由現象的在場形式中，由定義表象世界的現象間的關聯中獲得解放”。文學要堅持自身的權能，“必須取消表象的形而上學，以及建基於其上的‘自然’：個體在場的模式以及個體間的聯系；因果和推斷模式；總而言之，整個意義系統”{24}。這就是所謂“藝術的美學體制”（aesthetic regime of arts）。在此體制中，作品的文本與其功效之間的和諧被打破，作品不再能夠對觀眾產生預設的道德影響{25}。朗西埃重新解說了亞里士多德，他認為亞氏的詩學實際上是一種元政治（metapolitics，或譯為“後設政治”），即用戲劇舞臺展示真實，以替代現實生活中的政治舞臺和政治陳述{26}。換句話說，詩學是將決定政治活動的原則暴露出來。但是，對於所謂“暴露”或者“揭示”，我們不能只是做單向度的理解。相關邏輯在朗西埃對約翰·塞爾虛構理論的討論中得到了充分展現。朗西埃指出，戲劇一直被認為是幻象和騙局的所在，但在塞爾看來，戲劇是“這樣一個場所，在其中約定得以公開展示自身”，文本“變得類似於一種‘秘訣’”，被用來將三類言說者聯系到一起：“提出此種妙計的作者、維持其實體的虛構性的演員和被召喚入表象所規定的時空中的觀眾。”{27}塞爾承認，自己作為哲學家，所關心的是虛構而非文學，但朗西埃認為，塞爾之所以特別強調戲劇的虛構機制，乃是要借此將文學還原為一種評價活動並將虛構、約定和制度聯結在一起，由此，文學便瓦解了現實和虛構、詩歌和散文、固有屬性和非固有屬性之間的分配格局{28}。一方面，文學能閱讀寫在事物身上的符號，另一方面，它又能將物體與人們希望賦予它們的意義拆開{29}。這就好像人們一邊在欣賞魔術表演，一邊又能洞察魔術的奧妙。

不難看出，朗西埃此處已經不是在討論亞里士多德，而是處處在比照布萊希特。後者主張，戲劇所要求的不是靜觀，而是批判、干預和改變。朗西埃認為，文學是一種“識別寫作藝術的新制度”，一種將制度自身暴露出來的制度；換句話說，我們所討論的是“作為識別寫作藝術的歷史制度的文學，作為詞語的意指制度和事物的可見性制度之間特殊扭結的文學”{30}。由此，文學完全是一個現代之物，存在於理解可說與可見、詞語與事物的新的方式之中。在所謂古典主義者看來，福樓拜以文學的“工匠”自居，已經丟失了連接行動和意指方式的意義；其實，這不過是感性的重新配置，以這種重新配置為目的的現代方案的總名就是“文學”。對這種承載著現代藝術經驗的文學觀的闡發，造就了朗西埃詩學的第三個向度。我們將會看到，正是在這個向度上，朗西埃詩學的激進性獲得了精妙的展現，而他與羅蒂的衝突也充分地展現出來。

{21} Katia Genel and Jean-Philippe Deranty (eds.), Recognition or Disagreement: A Critical Encounter on the Poetics of Freedom, Equality, and Identity, p. 92. 正如讓—菲利浦·德蘭提所指出的，朗西埃早期的研究工作，尤其是針對工人階級所做的基礎文獻工作，仍然想還原出“真正的工人的聲音”，但後來越來越被個性的聲音所吸引，不再去追求對階級的總體概括（Jean—Philippe Deranty (ed.), Jacques Rancière: Key Concepts, p. 8）。

{24}{51}{68} 朗西埃：《詞語的肉身：書寫的政治》，朱康、朱羽、黃銳傑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19頁，第154頁，第212—213頁。

{25}{49}{61}{62} Jacques Rancière, 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 trans. Gregory Elliott,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9, p. 62, p. 67, p. 57, p. 57.

{27} 朗西埃：《政治的邊緣》，姜宇輝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92John Searle,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58-75。中譯文參見約翰·塞爾《虛構話語的邏輯地位》，馮慶譯，載《南京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
{28}{29}{30}{52}{60}{72} 朗西埃：《政治的邊緣》，第98頁，第92頁，第11頁，第99頁，第100頁，第104頁。


（湯擁華《激進與實用的詩學：朗西埃和羅蒂的對話》2018-02-06 原刊《文藝研究》2018年第1期 / 作者單位: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