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西埃真正想做的事，確實與羅蘭·巴特一脈相承：描述一種現代感覺形式。朗西埃拒絕“現代性”“現代主義”這類概念，也反對克萊門特·格林伯格所謂“媒介的真實”或者德勒茲所謂“純粹感性”，認為這些概念太強調藝術與環境、傳統的割裂，都是要使藝術分離於現實，而朗西埃強調藝術作品與日常生活之間既沒有感性的區別也沒有本體論的區別，換句話說，沒有藝術的本體論，只有歧感的本體論（ontology of the dissensual）{49}。而他所中意的邏輯是在正常與反常之間，比方他這樣談論布列松的電影：“同樣的程序既產生意義也取消意義，既保證又解除著感知、行動和情感之間的聯系”；“這是一種將電影與造型藝術分開的權利，同時又使電影與文學更加接近”；“這就是提前設置效果的權力，以便更好地轉移或者否定這個效果”{50}。朗西埃所信任的民主不是某種政治制度，而是書寫之為“孤兒”的制度，是文學之為“離鄉”的經驗{51}；文學不允許自己與其證明相區分，因此必須不斷重復此種證明，它必須不斷地形成異常，而它只能以平常的事物來構成此種異常{52}。唯其有如此複雜的辯證結構，文學性才能指向一個接受個性與歧義的共同體。

羅蒂對此有何話說？我覺得他在讃賞之餘，也許會擔心朗西埃是在重申德·曼、希利斯·米勒（所謂“德里達的美國信徒”）的解構主義教條。德·曼宣稱，“文學同時存在於正確和錯誤的樣板中，它既背離又遵循如其所是的模式”{53}，文學是又不是自身；或者說，文學是對某種“在場的空無之物”（presence of a nothingness）持續不斷的命名{54}。米勒則相信，“如果所有的男女都成為德·曼意義上的好的讀者，那麽人與人之間的普遍和平和正義的黃金時代就會來臨”{55}。而朗西埃顯然可以成為這樣的讀者，他說：“不可再現物……存在於經驗用固有語言自我言說的不可能性中。然而這種恰當與不恰當的原則性一致，也正是藝術美學體制的真正標記。”{56}這些論述，對羅蒂來說有些故弄玄虛且誇大其詞了。在羅蒂看來，探究文學及其語言的特質是一回事，以此來討論政治問題是另一回事。羅蒂對政治的理解是：“政治，依我看來，是一種實際的、短期的變革與妥協——在民主社會里，這種妥協的提出和辯護所使用的術語，遠不似克服‘在場的形而上學’時所使用的那般深奧玄妙。”{57}他甚至說：“哲學對於政治並不是這麽重要。文學也是一樣。”{58}對羅蒂來說，所謂“文學文化”，不是文學拜物教的文化，而是取消所有拜物教的文化；不是“反基礎的基礎本體論”，而是根本上取消基礎本體論的問題；不是文學取代哲學成為終極真實的發現者，而是放棄“真理”概念與所謂“真實事物”之間的聯系{59}。我們甚至不能以這種放棄為依據，構建一種使現代文學與現代政治達到“原則性一致”的理論方案。不管什麽意義上的文學性，它與作為“實際的、短期的變革與妥協”的政治都沒有必然的、內在的聯系。從羅蒂的角度看來，朗西埃所建立的美學形式與政治潛能的關係，說到底仍然是表象與本體的關係。也許朗西埃願意做一個奧爾巴赫式的歷史主義者，但在他的激進詩學中，並不缺少形而上學的激情。

四、 我們需要什麽樣的共同體？

在《偶然、反諷與團結》中，羅蒂所標舉的是一種“自由主義的反諷主義”，也就是說，既以反諷主義的態度看待“本質”，又以自由主義的態度看待“認同”。朗西埃就此做出了回應。針對羅蒂所提出的“沒有任何東西會比自我再描述更偉大或更重要”的說法，朗西埃指出，應該把作者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的敘述者以及書中的主人公還原為個體，而這個體又是一個共同體的契約者/協商者，此種共同體出於自身的利益修改遊戲的規則並因此確立新的規則，這不是對於自我的贏得，而是對於進行書寫的“我”的位置的贏得，在“我”對“我”的關係之中引入一個“它”{60}。如果說文學表現了某種對於共同體來說非常重要的東西，那正是通過此種把異質性引入“我”之中的運作而實現的，只有這樣，才能形成羅蒂所謂“自由主義的反諷主義”的範型。這當然是朗西埃以自己的“歧義的共同體”的理念解說羅蒂。朗西埃指出，“歧義的共同體”是一種美學的共同體，不是鑒賞家（aesthetes）的共同體，而是感性的共同體{61}。這種共同體既提供了相互認同的可能性，又保持了不同感性體制、感性世界之間的衝突，而它又向一種人類的烏托邦開放自身。朗西埃饒有詩意地說，藝術化的“人民的聲音”實際上是未來的人民的聲音。未來的人民是那種不可能的人民，既是抵抗的，又是團結的，就像自然的一呼一吸，就像自然那躁動的本質{62}。

{50}{56} 朗西埃：《圖像的命運》，張新木、陸洵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9頁，第165頁。

{53}{54} Paul de Man, 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3-64, p. 18.

{55}{57}{58} 羅蒂：《後哲學文化》，黃勇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頁，第152頁，第150頁。

{59} Richard Rorty,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 150.

（湯擁華《激進與實用的詩學：朗西埃和羅蒂的對話》2018-02-06 原刊《文藝研究》2018年第1期 / 作者單位: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