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羅蒂的論述在20世紀90年代初受到朗西埃的注意，兩人皆有“從哲學走向文學”的主張，在理論立場上可引為同道，具體論述卻多有分歧。我們不妨將兩人的文論觀點加以系統化，分別命名為“激進的詩學”與“實用的詩學”，以深入探究法國激進哲學與美國實用主義在學術理路上的差異。但是必須同時強調，羅蒂與朗西埃皆非故步自封之輩，而恰恰是要踐行一種“出位之思”，即通過不同思想、學術傳統的相互激發，使人文學術跳出“專業化”進而“非政治化”的陷阱，恢復應對當代問題的能力。通過在兩位極具個性的思想家之間構建一種可能的對話，我們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哲學與文學、學術與政治、歐陸學統與英美學統的表層對立，對西方當代文論的理論境遇與話語策略獲得新的理解。

首先要說明的是，雖然本文以“對話”作為標題的關鍵詞，但雅克·朗西埃與理查德·羅蒂之間並未有過正式的、雙向的學術對話。羅蒂於2007年去世，彼時朗西埃雖早已成名，且曾在著作中正面引述過羅蒂的觀點，卻未引起後者注意。兩人亦曾在學術場合相遇過，卻未及深談①。對於當代法國哲學與思想，羅蒂興趣十足，但視線停留於薩特、德里達、福柯、利奧塔等少數幾個人身上，這都是比朗西埃早一輩甚至兩輩的人物。輩分差距倒是小事，更大的障礙是，時下當紅的這批“激進思想家”，如朗西埃、巴迪歐等人，在羅蒂看來應該都屬於“文化左翼”或“學院左翼”，是自稱“改革左翼”的他要與之劃清界限的。不過這類界限並非不可逾越，有朗西埃示好在先，果真展開對話，定然各有收獲，可惜天不假年。我雖沒有為羅蒂代言的資格，卻很願意以羅蒂式實用主義者的眼光細讀朗西埃的文本，看看兩人在何處會有共鳴，何處又必須相互辯難，以此推進對某些問題的思考。

一、 告別哲學的政治

羅蒂進入朗西埃的論述，當在20世紀90年代初。彼時法國知識界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羅蒂熱”，羅蒂的幾部重要著作都被譯為法文：《哲學與自然之鏡》（1979年英文版，1990年法文版）、《偶然、反諷與團結》（1989年英文版，1992年法文版）、《實用主義的後果》（1982年英文版，1993年法文版）。《偶然、反諷與團結》從英文版到法文版的間隔尤短，或許正是這波熱潮的觸發點。出版商在原書名下加了一個副標題“一個實用主義者的政治想像”，頗有意味。自稱“新實用主義者”的羅蒂，不僅積極推動大陸哲學與英美哲學的對話，更主張以持續的“重新描述”（redeion）代替對唯一真理的探求，以“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引導和支持實際的政治行動，以文學想像與社會希望召喚更大範圍的團結，確實讓人耳目一新。不過，在深受路易·阿爾都塞影響的法國政治思想界看來，羅蒂的想法恐怕會被認為可愛而不可信。但彼時的朗西埃，卻有與羅蒂認同的基礎。1995年，朗西埃出版了《歧義：政治與哲學》（以下簡稱《歧義》）一書，抨擊阿爾都塞所代表的政治哲學或者說“作為哲學的政治”的傳統，鼓吹“美學的政治”甚至“文學的政治”，儼然要以文學取代哲學，這在一貫重視哲學的法國學術界多少有些另類。而羅蒂作為美國哲學界的“公敵”，所主張的正是以“文學文化”代替“哲學文化”，與朗西埃恰成呼應。 

羅蒂看待政治哲學的態度，可從以下三個層面把握。首先是一種經驗性的觀察。羅蒂不厭其煩地說，以他的見聞，一個人的哲學觀點與他在實際政治事務中的態度沒有必然聯系，哲學觀點的差異並不對應政治立場、政治行為的差異，反過來也是如此。然後是有關哲學之功能的一般性判斷。羅蒂反對朗西埃曾經的導師路易·阿爾都塞的看法，後者相信改造世界必先認識世界，因此必須掌握先進的哲學，而羅蒂堅持認為，哲學所提供的整體看法並不必然帶來改變，“我們哲學家所知道的那些東西，我們所促成的人們在思維方式上的變化，可能最終會產生某些社會的福祉，但必須放在一個很長的時段里衡量，而且也只能以非常間接的方式起作用”②。最後是一張反本質主義的底牌，羅蒂認為不存在這樣的科學，通過對唯一正確、恰當的語境的發現，就可以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因為所有宣稱可以提供唯一真實的世界描述或者確定唯一適用的語境的理論或科學，都只是形而上學的變體而已。

① 筆者曾委托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王嘉軍副教授於旅法期間向朗西埃教授了解相關情況，據後者回憶，他曾與羅蒂在研討會上相遇一次，但當時與會者眾多，未能進行深入交流。

②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London: The Penguin Group, 1999, p. 220. 參見羅蒂《一個幽靈籠罩著知識分子：德里達論馬克思》，李幼蒸譯，載《世界哲學》2004年第4期。在該文中，羅蒂對德里達有關知識分子非讀馬克思、科耶夫不可的說法頗不以為然，他回應說：“我這樣生氣勃勃的美國人就可以。”

（湯擁華《激進與實用的詩學：朗西埃和羅蒂的對話》2018-02-06 原刊《文藝研究》2018年第1期 / 作者單位: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