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共同體的正面描述上，朗西埃確實可以為羅蒂提供支持。用羅蒂的話說，實用主義是經驗與實踐之學，但它同樣需要我們對未來廣袤無邊的“民主的叢林”懷有一種濟慈式的夢想，而這種夢想是不能以“哈貝馬斯—阿佩爾的風格”進行合理化論證的{63}。羅蒂反復強調實用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聯系，但他本人的論說風格偏於理性，朗西埃那極具辯證光彩的詩性語言，正可以發他之所未發。不過即便如此，羅蒂會在以下幾個問題上與朗西埃保持足夠的距離。首先，反諷不是以激進的、徹底的語言去描述那種更新的邏輯，不是把更新本身絕對化，使它成為新的哲學本體，而是讓人們放棄本質主義的執著，從而為更新準備觀念前提。在朗西埃看來，任何造反都會迅速淪為現狀，這使得造反本身成為一種美學景觀，造反必須是繼續造反。但是這一表述很容易走向反面，事實上，有批評者認為，朗西埃雖然批判阿爾都塞的哲學家思維方式，但他自己的理論也仍然是一種“例外的哲學”或“無序的哲學”{64}。這種批評可以看作對朗西埃激情手勢的冷淡回應。相比之下，羅蒂雖然對重新描述充滿期待，但他的態度要冷靜得多。羅蒂說自己的立場是反諷主義小說家的立場，而不只是反諷主義理論家的立場。反諷主義理論家需要賦予“新”以可靠的理論基礎，而對反諷主義小說家來說，變化的出現已令他們心滿意足：“只要把自己的過去用一種以前未曾有過的方式加以重新描述，便可獲得個人的自律。個人的自律不需要反諷主義理論家所要求的那種天啟式的煥然一新。”{65}真正的事件當然是值得期待的，但作為自由主義者，不應只是生活在對事件的期待中。

其次，羅蒂不會放棄他在《偶然、反諷與團結》中所提出的最重要的論點，即我們應該摒棄柏拉圖的執念，不再試圖將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合並起來，將對社會正義的追求和對個人完滿的追求合並起來{66}。羅蒂相信，私人領域所發生的變化是不能直接作用於公共領域的，也就是說，我們不能指望一種符合朗西埃理想的文學感覺形式能夠使阿爾都塞的政治科學變得更明智，而只能說，反形而上學的鬥爭應該同時在政治和文學領域展開。羅蒂並非否認私人領域的社會性以及否認個人詩意的努力可以對公共話語產生影響，而只是說不能以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相通性作為討論兩者關係的前提{67}。值得一提的是，朗西埃對阿爾都塞有一個深刻的觀察，他認為阿爾都塞終身無法擺脫一種困境，一方面，作為理論家的他必須置身於科學與工人運動的共同體中，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難以抵擋孤獨、瘋狂和黑夜對自己的誘惑。朗西埃主張，我們對待阿爾都塞的正確方式，不是僅僅繼承他留給我們去加工的概念，更要把孤獨還給阿爾都塞的文本{68}。我覺得羅蒂比較能夠認同這種分析，只要朗西埃不嘗試以“瘋狂”和“孤獨”作為關鍵詞，為打通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提供一種存在主義式的哲學解說。

再次，有關偶然，羅蒂所重視的是偶然本身，而不是某種有關偶然的本體論。朗西埃不斷強調文學的（政治）意圖與結果的本體性分離，以避免陷入再現論的泥坑，他的論說足夠辯證，但或許以羅蒂看來，這是把簡單問題複雜化了。朗西埃只需要說，藝術的政治功能的實現並無可靠的因果，只能是間接的、偶然的。羅蒂只需要這個層次的偶然性。文學通過新的語匯的生產，為我們提供更多自我更新的可能性，這不是必定會發生的事情。“自由主義的反諷主義”的內核，是一種危機感或者說恐懼心——我們只是偶然擁有這種民主的制度和體面的生活，我們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成為殘酷的人。羅蒂願意說，一個時時注意保持開放、不斷更新自己的語匯的人，比較有可能是能夠避免殘酷的人，但他不打算對此做更深的探究，更不願意以某種理論方案做出擔保。在他看來，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或者說，在這件事情上我們不能靠理論來保護自己。實用的詩學與激進的詩學的差別，由此完全呈現出來。

{63}{77} 羅蒂：《後形而上學希望：新實用主義社會、政治和法律哲學》，張國清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頁，第355、365頁。

{64} Nick Hewlett, Badiou, Balibar, Ranciere: Re-thinking Emancipation, New York: Continnuum 2007, pp. 112-114. 批評者認為，朗西埃比巴迪歐更為淩空蹈虛，後者至少強調對事件的忠誠，而朗西埃似乎沒有為改變提供任何抓手。

{67} 參見羅蒂《哲學的場景》，王俊、陸月宏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242頁。

（湯擁華《激進與實用的詩學：朗西埃和羅蒂的對話》2018-02-06 原刊《文藝研究》2018年第1期 / 作者單位: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