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即方志，是记载地方的地理、历史、人物、自然生态及产业等资讯的著作，既是一种记载地方所有事物的百科全书，也是研究地方史重要的参考资料[1]。



地方志不仅仅是针对中央，也不只是行政区划界定的区域，而是广义上的某个区域。它既可以是某个行政区域，如省域、市域、县域、乡域、村域等。也可以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江河的流域、山脉所在的区域、海域等。还可以是国域、国外的某个区域，如某个国家、某个国家的某个区域、跨几个国家的某个区域等。[2]

目录

1 历史沿革…

章學誠對地方志乃史書的定性，正是其大受梁啟超推崇的主要原因。章學誠從 “志屬信史”、“志屬史體”、“志乃史裁”的理想設計出發，主張地方志的編纂原則亦應秉持 “史學法度”，並以此為標準，對以前的地方志展開尖銳的批判。他對其時地方志的基本評價是: “方志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志，非方志也。”他不滿於方志編纂者的人員構成和基本素養，認為其中多為不懂史學的文士，他們好 “誇飾文辭”，甚至 “信筆亂”和

“猥濫庸妄”，而不明方志之責在於 “期明事實”; 至於文人修志多圖私利而缺乏責任心，則更為章氏所痛恨，進而提出了…

清代的章學誠雖然被尊為方志學的開山祖，但是對於他來說，地方志只是史學的一個分支，還不是一個獨立學科。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志》第21卷第18期發表了梁啟超的文章《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此文為梁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的一章)，這才第一次提出了“方志學”這個學科概念。這篇文章對傳統方志學作了系統的總結，論證並確立了章學誠在方志學史上的地位。從此，方志學才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躋身於學術之林。…

在邊疆民族地區，方志文本又潛藏著獨特的邊地與民族內涵，有的學者從民族學與歷史學的雙重角度進行了探討。張新民基於貴州民族地區的地方志，做了一系列頗富新意的研究。他認為明代貴州方志纂修普遍化和通常化的趨勢，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當地學者渴望進入中心的邊緣性焦慮和大一統沖動; 而其敘事傾向，又清楚地反映了傳統士大夫的文化覺醒和立言不朽的價值訴求 1。譚必友通過梳理 19 世紀的 3 部 《鳳凰廳志》對民族地區描述的對象與視角的變遷，揭示

了其時的社會精英對少數民族試圖引領的方向…

按时间分类

地方志可分为通志和断代志2类。通志记述的时间上限是被志事物的发端，下限是志书断线（截止时间）。如《费县志》（时限是开天辟地到1985年）。断代志记述的时限是某个时期或者说某个历史阶段，如《费县志（1986-2005》。[2]

管理机构

在中国，中华民国内政部曾于1946年订定《地方志书纂修办法》管理地方志编纂工作[5]；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9年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6]，文革时期中断工作，1983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活动[7]。省级机构和市级机构全称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8][9]，简称“地方志办公室”[10]。2006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11]2008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了《地方志书质量规定》。[12]香港亦有机构设置[13]。

台湾的地方志编纂，原依《地方志书纂修办法》由台湾省及各县市文献会负责[5]，在2001年废止该办法后，改由各县市的文化局负责[14]。

现代也有私人编志的情况，如1998年，在社区营造活动已相当兴盛的…

提 要: 地方志既是歷史研究的史料，又是歷史研究的對象。在傳統史學中，地方志多被視作一種史料，用以重建和解釋社會歷史進程。方志界始終將地方志作為研究對象，基於當下對方志編纂的關懷，對古代方志亦不乏具有社會史意義的批判。在社會文化史的視野下，地方志被視作一種 “文本”，揭示其中暗含的權力、觀念、目的和意義，成為相關學者的基本研究取向。通過梳理和述評，可以從社會史的角度，提出進一步拓寬地方志研究的途徑。

中國地方志的種類繁多，有總志、通志、府志、州志、縣志、鄉鎮志、衛所志以及各種專…

由於受到特定社會政治環境的制約，眼光向下的社會史研究路徑，在隨後的較長時間裏，始終處於史學界的邊緣地位。包括地方志在內的地方文獻以及民間文獻等在國內的史學實踐中並未得到充分重視和利用。這種狀況直至 20 世紀 80 年代社會史研究覆興後方得到根本扭轉，地方志的史料價值從此受到空前強調，地方志的利用廣度大為拓展。曹樹基繼承和發揚其師譚其驤的研究路徑，主要依據地方志史料成功重建了明清時代中國的移民史與人口史 1。台灣學者劉石吉主…

自古至今，地方史和地方志这两种著作一直是同时并存的，不能强求合并、统一为一种体裁。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地方史、地方志的渊源和演变。

这两种著作大体上都是起源于汉朝，现在所知最早的是东汉的作品。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都列于杂史。东晋的《华阳国志》在《隋书·地理志》列于霸史，在两《唐书》列于伪史。



现在有不少人把这几种流传到今天的汉晋著作看成是最早的地方志，实在是不恰当的。因为这几种书的内容显然是地方史，而不是地方志，所以隋唐的《经籍志》、《艺文志》都不列于地理类下，而列入杂史、霸史或伪史一类。不过地方志的渊源确乎也可以追溯到汉朝，从《华阳国·巴志》里可以看出，东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的疏文里提到了《巴郡图经》，可见在此以前已有了图经。图经就是一方的地图加上说明，图就是地图，经就是说明，这就是方志的滥觞。…

中国地方志数据库是一个收集中国地方志的网络数据库，上线于2019年4月19日，对公众免费开放。上线时，该数据库共收录了31483册、82735卷地方志书籍，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以及澳门和台湾，规模据称达到全球第一。该数据库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和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建设。截止2019年11月，网站的点击量超过136万次[1]。

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古老的地方志和古老的中國一起，重新煥發出青春。

當年，在烽煙滾滾的抗日戰爭年代，在革命聖地延安，中國共產黨中央曾在1941年8月1日頒布的《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中指出：“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決定》將地方志列為調查研究的基本材料之一，要求“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不過，盡管對地方志的價值早已有充分的認識，那時候在戎馬倥傯之中，不可能大規模地組織編寫新方志。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編修新志很快就被提上了日程。…

飛馳的歲月，不僅留下了數以萬計的地方志，而且積累了豐富的修志經驗。人們一面實踐，一面思考，對於地方志的性質、特點、功用、內容、編纂方法，以及它產生、發展的過程和常盛不衰的奧秘，探討得越來越深入，逐漸形成一門系統的學問，這就是方志學。

一開始，人們對於地方志的思考和見解，多見於志書的序、跋中，例如宋代鄭興裔《廣陵志序》說：“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說明他認識到了方志和史有密切關系。宋代劉文富《嚴州圖經序》說：修志是為了記下前人處理地方政事的各種措施和經驗，以“告後之為政”。宋代董弅…

該書在第二章歷代的方志編纂與研究中，談到了舊方志的局限性，重點批評了舊方志的地主階級屬性和天命論的唯心史觀①。譚其驤 《地方史志不可偏廢，舊志資料不可輕信》一文，基於自己多年從事歷史地理的研究經驗，以地方志對古城遺址、建置沿革、歷史人物、地方災異的記載為例，指出了地方志的記載未必可靠，故而不可輕

信②。武漢大學 《中國圖書知識》編寫組的 《地方志簡介》一文，則對傳統方志宣揚封建意識形態的孔孟思想、對歷代農民起義的汙蔑、編纂取材的局限等方面存在的流弊進行了批判③。不…

地方志的記述都有一定的地區範圍，通常是按照一定的行政區劃，按省、按府、按州縣、按市編寫。也有為村、鎮或山脈、河流、湖泊、名勝古跡等等編寫志書的。 

地方志曾經有過一些不同的名稱，如在隋唐時期通稱為“圖經”，從南宋以後，直到現在，多數就稱為“××志”，少數仍稱為“圖經”，或稱為“乘”、“略”、“典”、“書”、“錄”等等。無論叫什麽名字，前面都冠以地名。有的冠以該地的古稱、簡稱或別稱。如《臨安志》(浙江杭州)、《琴川志》(江蘇常熟)。福州城東有九仙山、西有閩山、南有越王山，所以福州別稱三山，有的福州志便稱為《三山志》。《滇略》是雲南方志，《閩書》是福建方志，《雄乘》是河北雄縣縣志，《剡…

长沙市地方志学会召开地方志文创座谈会

3月21日, 长沙市地方志学会画志社召开地方志文创座谈会。

在听取影像志、画志的选题和创作思路, 以及成立地方志文创中心和地方历史文化志愿服务中心的初步构想后,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室党组书记、主任, 学会会长王习加指出, 地方志文创要按照“政府作后盾, 学会搭平台, 企业做市场”的运作模式,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通过出版物、音像制品、文创产品等形式, 打造老百姓喜闻乐见,体现长沙特色, 服务长沙工作的地方志成果。…

地方的情況是不斷變化的。行政區劃常常變更，新的事物在不斷出現，人物代代更替，戶口、田畝、賦稅年年都不同……，所以，編修地方志不可能一勞永逸；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有的資料陳舊過時了，方志就需要重修。歷代中央政府為了能準確及時地掌握地方的情況，往往下達行政命令，要求全國各地編寫新志。在天下太平的時候，一般隔幾十年要重修一次。在災荒或戰爭引起社會大變動以後，重修志書的要求就更為迫切。我國大多數地方都曾多次編修地方志。多的像江蘇常熟，在明清兩代曾修志20幾次，平均不到30年就重修一次。 …

作用

作家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时，对地方史志资料多加参考，从几个县的志、史中摘抄了30多万字的资料[24]。



留美学人何炳棣在撰写《明清社会史论》一书时，曾在北美各大图书馆遍翻三千多种中国方志，超过读方志最多的清初大儒顾炎武。[25]



成都和重庆的两家“同德福”同名桃片食品公司者打起商标侵权官司，法官根据《合川县志》等历史文献判定重庆合川的“同德福”源自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的同德福斋铺，登记“同德福”有合理性。



广西巴马以长寿村闻名，当地一些企业和单位宣传活了超过142岁的清代人蓝祥为巴马人，但广西宜州官方以两地的地方志纪录为证，驳斥了蓝祥为巴马人的说法[26][27]。



江苏宿迁为重现“白鹿渔歌”古景，在耿车镇开挖白鹿湖人工湖。但很多市民认为白鹿湖应在来龙镇，历史学者根据《宿迁县志》、《淮安府志》等资料证明古代的白鹿湖确在现耿车镇境内[28]。…

中國的地方志不僅數量可觀，而且隨著它所記敘的範圍不同，有著許多不同的種類，有繁有簡，有分有合，形成一個層次分明，結構完整的方志大家族。 

這個地方志家族有三大類成員： 

第一類是全國總志，又稱為“一統志”。它以一朝一代的行政區域為綱，用地方志的體裁記述全國的情況。著名的全國總志有隋代的《隋區宇圖志》、唐代的《括地志》、《元和郡縣圖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代的“一統志”等。 …

舉世聞名的中國古代典籍，是中華民族貢獻給人類文化的瑰寶。地方志是中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不但卷帙浩繁，而且品類齊全，自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在中國古籍之林中獨具風采。 …

地方志作為一種文化事業，緊密聯系著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在帝國主義的炮火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方志也越過了它的第一個輝煌的高峰，和整個中華民族一起踏上了崎嶇曲折的路程。…

但是，中國歷代編修的地方志遠遠不止這個數字，還有更多的地方志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傳到今天，在歷史的長河中相繼湮沒了。 

在雕版印刷術廣泛使用以前，書籍靠手抄，難以廣泛流傳，所以多數不能保存下來。南齊的陸澄曾輯錄160家地理著作，編成《地理書》149卷。梁代的任昉又增補了84家，匯編成252卷，稱為《地記》。過了不過100來年，到唐朝貞觀年間編《隋書·經籍志》的時候，這200多種書的原本已經9/10找不到了。再過幾百年，到元明兩代，《隋書·經籍志》所記載的書也已十不存一，連陸氏、任氏的匯輯本也失傳了。可見古代書籍的散失有多麽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