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邊疆民族地區，方志文本又潛藏著獨特的邊地與民族內涵，有的學者從民族學與歷史學的雙重角度進行了探討。張新民基於貴州民族地區的地方志，做了一系列頗富新意的研究。他認為明代貴州方志纂修普遍化和通常化的趨勢，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當地學者渴望進入中心的邊緣性焦慮和大一統沖動; 而其敘事傾向，又清楚地反映了傳統士大夫的文化覺醒和立言不朽的價值訴求 1。譚必友通過梳理 19 世紀的 3 部 《鳳凰廳志》對民族地區描述的對象與視角的變遷，揭示
了其時的社會精英對少數民族試圖引領的方向 2。

四 簡要的評述與展望

綜上所述，其一，中外史學界對地方史志的利用，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對地方志的利用從古至今經歷了一個由小心謹慎到大膽使用的過程。二是地方志業已成為學者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重要史料，尤其成為學者構築明清區域史的資料基礎。三是學者在利用地方志時，對方志素材多有批判，但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鑒別其真偽和判斷其價值 ( 如上述何炳棣、曹樹基對明清人口數的考辨) ，而無意於探討志書編纂本身的意義。四是學者在利用方志時，一般不太注意對方志史源的考辨，不太考慮方志記述的加減或變化過程。上述特點 ( 這裏說 “特點”而不言其為 “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考慮到這些問題超出了史料利用者的研究範疇) ，提示了我們研究地方志本身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若幹努力方向。

其二，綜觀自清至現代方志學界對傳統地方志的討論與批評，不難發現，方志學家均有著共同的目標追求，即為了現實地方志的編纂尋求理論依據，並試圖將自己對地方志的理想設計轉化為編志指南。所不同的是，清代章學誠對方志的批判，其實際效果是揭露了以往地方志中非“史”性質的一面，恰恰相反，現代方志學家更想彰顯的是地方志作為 “史料”價值的一面。這一轉變正好契合了上述史學界在將地方志作為史料利用由小心謹慎到大膽利用的發展歷程。更為重要的是，清代方志學家對傳統方志的批判，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傳統方志的一般編纂過程及其特點，以及地方官員、士紳、文人、宗族等各種勢力對方志編纂的影響; 而現代方志學家則充分注意到傳統儒家思想與階級觀念在方志中的滲透。不過，方志學界的研究顯然不能令人滿意。首先，因受制於研究主題，方志學家指出了傳統方志中存在的 “弊病”，卻沒有將這些 “弊病”置
於特定的時空和方志文本中進行深入分析，故其論述與批判難脫空疏氣息。其次，方志學界對傳統地方志的批判，往往是共時性分析，而缺乏歷時性的維度，因此我們無法通過其批判看出不同時期方志編纂者的觀念變化。再次，現代方志學家充分註意到階級觀念與儒家思想在方志編纂中的滲透，卻沒有註意到其他諸如地方觀念、族群意識等因素在其中的覆雜交織，至於這些因素在地方志中的滲透機制，自然也超出了方志學家的研究範圍。所有這些問題，都有待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再作縱深探討。

其三，新近社會文化史視域中的地方志研究，對挖掘方志背後的權力、觀念、目的、意識等因素表現出了極為濃厚的興趣，研究視角獨特新穎，研究方法趨於多元，觀點結論亦頗具沖擊力。但其研究，也留下了不少盲區和有待深入之處，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學者充分註意到誰在編纂方志，並以此作為揭示方志權力觀念的切入點; 但是，至於誰在讀方志，或者說方志是為誰而 “生產”的問題，卻普遍缺乏思考，這難免影響到對地方志性質的總體把握。

第二，學者著重揭示方志中暗含的權力、觀念等因素，卻對這些因素滲入方志編纂的路徑、機制缺乏具體而微的探討。

第三，方志中固然包涵權力觀念等因素，但是，編纂出理想的方志，也是大多方志編纂者的普遍追求，學界對方志編纂者的此種努力及過程，顯然多有忽視和偏廢。

第四，或許正是在上述幾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學者似有泛權力與觀念分析的傾向，研究者的目光多聚焦於方志為何如此呈現，卻放過了同樣重要的方志呈現了什麼樣的問題，從而忽視了權力與觀念滲入縣志編纂的邊界與限度，似有 “過度詮釋”之嫌。要克服這些問題，將方志編纂置於特定的時空之中進行全面的討論，或成必然之勢。

簡而言之，傳統史學界試圖從地方志中過濾出可靠的信息，以驗證研究者預設的某種歷史事實。這一研究範式，並不太看重地方志本身的結構過程，地方志只不過是適時登場的配角，偶加利用的道具。在方志學界，地方志自始至終是表演的主角，遺憾的是，這個主角卻往往被架空在缺乏特定時空人事背景的虛幻舞台之上。社會文化史視野下的研究，則顯示出了超越上述兩種研究範式局限的雄心，他們既盯著地方志，更不願放過 “生產”地方志的人及其權力意志，試圖在這二者之間尋求出某種邏輯關系。這一研究取向，無疑將地方志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不過，這類研究還是零星少見的，尚處起步階段，還有不少空白大有可為。筆者認為，今後的研究方向，應當秉持社會史之總體史的理念，將研究目標鎖定在一定的歷史時空，多做具體而微的個
案剖析，通過對對應這一歷史時空的地方志的層累過程的解構，我們不僅可以梳理出這一歷史時空中的方志編纂史以及方志編纂者的認識史，也完全可能以小見大，借此重建和闡釋其中更為豐富多彩的社會歷史內容。因為地方志作為一種文本，它不僅是人們對區域歷史的一種認識和表述，也是整個區域歷史過程的有機組成部分。至於地理空間的選擇，筆者以為或許以縣域為宜。

因為縣志占據著現存方志的絕大部分，大多縣域均存有多種不同歷史時期的版本，便於作歷時性分析。更重要的是，縣志是官修方志體系中最重要的一環，它是總志和省府州志的輯史來源，既貼近民間生活，又反映了國家的政治要求和主流意識形態。當然，要通過地方志這 “滄海一粟”，映射出區域社會的 “總體史”，我們不僅要有跨學科的理論與方法的儲備，更需眼光向下，走出書齋，走進田野，做百姓的學生。( 聯系地址: 上海市東川路 500 號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郵編: 200241)

遊歡孫: 《地方志敘事 “小傳統”與明清以來江南市鎮的數量增長———兼論 1929 年與 1934 年的 “商業鎮”與 “自治鎮”》，《學術月刊》2009 年第 10 期。
張新民: 《大一統沖動與地方文化意識的覺醒———明代貴州方志成就探析》，《中國文化研究》2002 年冬之卷; 《地方性知識的文本世界———貴州地方志修纂源流考論》，《貴州民族研究》2007 年第 2 期。
譚必友: 《19 世紀民族地方志描述視角的變遷———以乾隆、道光、光緒本 〈鳳凰廳志〉比較研究為例》，《貴州民族研究》2005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