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在第二章歷代的方志編纂與研究中，談到了舊方志的局限性，重點批評了舊方志的地主階級屬性和天命論的唯心史觀①。譚其驤 《地方史志不可偏廢，舊志資料不可輕信》一文，基於自己多年從事歷史地理的研究經驗，以地方志對古城遺址、建置沿革、歷史人物、地方災異的記載為例，指出了地方志的記載未必可靠，故而不可輕
信②。武漢大學 《中國圖書知識》編寫組的 《地方志簡介》一文，則對傳統方志宣揚封建意識形態的孔孟思想、對歷代農民起義的汙蔑、編纂取材的局限等方面存在的流弊進行了批判③。不過，與方志學界普遍強調和論證地方志的史料價值相比，對地方志史料價值局限性的批評只能算是支流。

三 近十年來社會文化史視野下的地方志研究

近十年來，隨著社會史與文化史研究漸趨合流，社會文化史研究悄然興起。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特點之一，就是註意分析歷史文獻背後的權力與觀念。這一研究取向，在後現代史學理論的激蕩下，更趨活躍與發展。地方志作為一種重要的地方文獻，也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註，頗有從研究史料走向研究主題的趨勢。社會文化史視野下的地方志研究，其旨趣大異於方志學界，他們將地方志作為一種包含著建構成分的 “文本”，並試圖通過對其產生過程的解構，探討由此映射出的社會歷史情狀、權力和觀念。不過，這一研究取向尚處朦朧階段，未見專門著作，只有少數論文，下面就所見成果作一綜述。
探討影響地方志編纂的原因，學者們表現出了較濃厚的興趣，分別從社會治亂、政府控制、宗族勢力、講學風潮、文化觀念、一統志的纂修等多個角度進行了頗具啟發性的研究。例如，陳春聲、馮玉榮討論了社會治亂的變化與政府控制的張弛對地方志編纂的影響④。程美寶、陳蘊茜等人則對晚清民國社會生活和讀書人知識體系、價值觀念的巨變，如何體現在其時的地方志編纂之中，進行了很好的研究⑤。呂妙芬則註意到晚明區域講學風潮對地方志纂修和書寫的影響，視角新穎⑥。有的學者分析了地方宗族勢力、族群關系對地方志編纂的影響，如 〔美〕戴思哲( Joseph_ Dennis) 通過考察萬歷 《新昌縣志》，認為這部縣志實質上修纂成了當地呂、潘和俞三個顯赫家族的 “公共家譜” ⑦。明清一統志的纂修對通志和府、州、縣志的纂修起了推動和規範
的作用，如張英聘的 《論 〈大明一統志〉的編修》⑧、《論 〈大清一統志〉的編修對清代地方志的影響》⑨ 對這方面的內容作過探討。筆者也曾從明清時期多次修撰的 《贛州府志》風俗志入手，對 “崇文向學”與 “尚武好鬥”兩種看似相悖卻密切關聯的地方風尚進行了解讀，指出明清地方志對民風習俗的描述，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 一是修志者身份和立場，二是當時當地的社會矛盾與社會秩序，三是修志者試圖向讀者傳遞何種信息、哪些人群屬於他們假設的讀者等 10。

任何文獻史料均非透明，它們都經過了權力、觀念、目的、意圖等因素的 “汙染”，這在學界漸成共識。揭示深藏文本背後的上述因素，是新近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又一重要興趣點。謝宏維通過對清至民國 《萬載縣志》的分析，認為當地土客權力關系及其變化，滲透在地方志的編纂之中，從而指出，地方志既是地方各種勢力角逐的產物，又是地方各種勢力角逐的對象 11。羅艷春通過對清中葉萬載縣的書院考察，認為相對於族譜，縣志對族學的記載體現了地方宗族勢力的興替 12。程美寶以清末民初的廣東鄉土教材為文本，深入剖析了在清末新政背景下，廣東地方上的讀書人如何在其中運用一套新的話語，嘗試在觀念上重新定位地方與國家的關系，表現他們對新式教育的認識以及對國家觀念的理解 13。〔日〕佐藤仁史也做了與程美寶類似的研究，他以鄉
土志和鄉鎮志為切入點，探討了由此折射出來的清末民初在鄉知識分子的文明觀與鄉土觀 14。余新忠以明清江南地方志中的 “孝友傳”為資料基礎，著力探討了方志 “孝友傳”之類文本的限度、其背後所蘊涵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內涵及編纂者的意圖 15。錢杭對登載在明代弘治 《蕭山水利志》中且長期被視為維護湘湖公意及公利的最重要的歷史授權依據——— 《英宗敕諭》進行了嚴密考證，認為那其實是民間精英為了維系集團利益和權力秩序而改編和虛構的 16。台灣學者李文良註意到清初台灣地方志賦予 “客家”極其負面的形象，分析認為這些文本實質上是當時福建漳州、泉州籍人對廣東潮州籍人的書寫，而並非長期以來一直被學者們視為 “講客家話的客家人”之歷史; 進而強調了反省以往閱讀方志的方法，注意方志的作者及其意圖的重要性 17。

〔美〕范德 ( Edward L． Farmer) 對明代地方志中的插圖進行了頗具啟發性的研究，指出方志提供的這一景象顯然已被學者和下令刊行方志的官員的關註點、預設和價值觀所塗抹，表現了作者急於在更宏偉的明朝方略中為自己的地區要求一席之地的意圖18。台灣學者王明珂則從人類學的角度，試圖透過道光 《雲南志鈔》的書寫、出版行為，探索作者王崧的情感、意圖如何影響他在種種社會情境 “結構”下的書寫及其他行為瑠。對地方志產生過程的關註，也誘發了學者對明清江南市鎮經濟研究模式的反思。明清江南市鎮一直是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中的熱點，通過地方志的記載來描述江南市鎮數量的增長過程，成為許多學者論證明清兩代江南區域開發與商品經濟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然而，新近有的學者對此研究思路提出了修正。遊歡孫以明清以來常熟、吳江二縣市鎮數量增長所呈現的巨大反差為例，研究認為這不但與二縣面積、自然地理環境、農村經濟結構有很大關系，而且還與各自地方志對市鎮的界定標準和寫作背景密切相關 9。遊歡孫的研究，不僅為明清江南市鎮經濟和任何利用方志數據作為資料基礎的統計研究敲響了警鐘，而且豐富了我們對方志所提供數據意義的認識。

1 來新夏: 《方志學概論》，第 94 ～ 96 頁，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2 中國地方史志協會編: 《中國地方志論叢》，第 8 ～ 20 頁，中華書局 1984 年版。
3 地方史志研究組編: 《中國地方志總論》，第 82 ～ 93 頁，中國地方史志協會、吉林省圖書館學會 1981 年版。
4 陳春聲: 《嘉靖 “倭亂”與潮州地方文獻編修之關系———以 “東裏志”的研究為中心》，《潮學研究》1996年; 馮玉榮: 《明末清初社會變動與地方志的編纂———以 〈松江府志〉為例》， 《中國地方志》2008 年第 7期。
5 程美寶: 《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 晚清以來 “廣東文化”觀的形成》，三聯書店 2006 年版; 陳蘊茜、曲兵:《論清末民初士紳與江浙地方志的變化》，《江海學刊》2004 年第 4 期。
6 呂妙芬: 《陽明學士人社群: 歷史、思想與實踐》，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版。
7〔美〕戴思哲 ( Joseph_ Dennis) : 《談明萬歷 〈新昌縣志〉編撰者的私人目的》，王鶴鳴主編: 《中華族譜研究》，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000 年版。
8《史學史研究》2004 年第 6 期。
9《寧夏社會科學》2004 年第 5 期。
10李曉方: 《崇文向學與尚武好鬥: 明清歷修 〈贛州府志〉對贛南民風的表達》，《社會科學》2010 年第 4 期。
11 謝宏維: 《文本與權力: 清至民國時期江西萬載地方志分析》，《史學月刊》2008 年第 9 期。
羅艷春: 《教育、宗族與地域社會———清中葉江西萬載書院再考》，《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08 年第 9 卷。
12 程美寶: 《由愛鄉而愛國: 清末、廣東鄉土教材的國家話語》，《歷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13〔日〕佐滕仁史: 《清末民初在鄉知識分子的文明觀與鄉土觀》，《日本中國史研究年刊》2006 年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14 余新忠: 《明清時期的孝行與家庭生活———以江南方志記載為中心的解讀》，張國剛主編， 《中國家庭史論》，南開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
15 錢杭: 《真實與虛構之間的歷史授權———蕭山湘湖史上的 〈英宗敕諭〉》，《史林》2004 年第 6 期。
16 李文良: 《清初台灣方志的 “客家”書寫與社會相》，《台大歷史學報》2003 年第 31 期。
17〔美〕範德 ( Edward L． Farmer) : 《圖繪明代中國: 明代地方志插圖研究》，《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00 年第2 卷。
18 王明珂: 《19 世紀民族地方志描述視角的變遷———以乾隆、道光、光緒本 〈鳳凰廳志〉比較研究為例》，《貴州民族研究》2005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