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地方志既是歷史研究的史料，又是歷史研究的對象。在傳統史學中，地方志多被視作一種史料，用以重建和解釋社會歷史進程。方志界始終將地方志作為研究對象，基於當下對方志編纂的關懷，對古代方志亦不乏具有社會史意義的批判。在社會文化史的視野下，地方志被視作一種 “文本”，揭示其中暗含的權力、觀念、目的和意義，成為相關學者的基本研究取向。通過梳理和述評，可以從社會史的角度，提出進一步拓寬地方志研究的途徑。

中國地方志的種類繁多，有總志、通志、府志、州志、縣志、鄉鎮志、衛所志以及各種專志。據不完全統計，留存至今的地方志有近萬種，占現存古籍的 10% 強。數以萬計的地方志，既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歷史過程，而其自身又是歷史過程的一部分。長期以來，地方志一方面被當作一種史料，廣泛用以重建和解釋社會歷史進程; 另一方面，作為一種文獻形態，其源流、性質、體例、功能、特征、現代意義等，又長期是學界尤其是方志學界的研究對象。近十年來，在社會文化史視野下，地方志又被視作一種 “文本”，揭示其中暗含的權力、觀念、目的和意義，又成為新的研究取向。本文試圖對地方志的利用和研究現狀作一簡要述評，並從社會史研究的角度，提出進一步深化研究的途徑，以期拋磚引玉。

一 地方志作為史料的利用

地方志歷來是歷史研究的史料，但其受重視的程度又古今迥異。在傳統史學的視域中，地方志雖多被視作史籍之一列入史部地理類，但其記事的可靠性又常遭史家質疑。章學誠就批評清代所修方志 “全無征實”①。在清代以前的正史纂修中，幾乎不采用地方志的記載，亦如章學誠所言: “自有方志以來，未聞國史取以為憑也。”② 即便是私家著作，對地方志的利用也是心存疑慮而慎之又慎，主要將之限定在歷史地理的範圍之內。顧炎武的巨著 《天下郡國利病書》、 《肇域志》對地方志的大量征引，在其時的史學著作中並不多見。

20 世紀 30 年代，在社會史大論戰的背景下，地方志的史料價值得到了空前重視。顧頡剛、陶希聖、鞠清遠等人，率先在 《禹貢》、《食貨》等雜志上紛紛撰文，討論地方志在揭示中國歷史發展動力與脈絡中的史料價值，探討利用地方志的方法 ③。有的學者則付諸實踐，大量利用地方志素材進行歷史研究。如梁方仲的 《一條鞭法》( 1937 年) ，就通過利用 1000 多種地方志，厘清了一條鞭法在各地區的實際推行情況，成為成功利用方志資料探討王朝制度與地方社會的經典著作 ④。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可謂成功利用方志資料於移民史與人口史研究的先驅。他於 20 世紀 30 年代撰寫的畢業論文 《湖南人由來考》，利用湖南諸府、州、縣志中的五種，厘清了出自
漢族血統的湖南人的由來 5。社會經濟史學派的創始人傅衣淩，在回顧其學術歷程時曾經坦言，“開始懂得地方志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這就為後來我的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礎” 6。

在同期的海外中國學者中，地方志實際是研究中國史的最大資料來源之一。何柄棣的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 ( 1368 ～ 1953) 》，可謂其中成功利用方志資料進行研究的經典作品。在 20世紀 50 年代，青年學者何炳棣通過對卷帙浩繁的中國方志作抽樣研究，揭示了地方志中大量記載的 “丁”與 “口”和實際人口數並無對應關系，得出了其中的 “丁”只不過是個賦稅單位的結論，為中國人口史和賦稅制度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7。此外，美籍華裔學者蕭公權的 《中國鄉村: 十九世紀帝國政權對人民的控制》一文，對清朝賦稅體系的研究資料也主要來自地方志提供的數據 8。

1 章學誠著，倉修良編註: 《文史通義新編新註》外篇四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第 841 頁，浙江古籍出 版社 2005 年版。版本下同。
2 章學誠著，倉修良編註: 《文史通義新編新註》外篇四 《方志立三書議》，第 829 頁。
3 陶希聖: 《搜讀地方志的提議》，鞠清遠: 《地方志的讀議》，《食貨》1934 年第一卷第二期，第 40 ～ 45 頁。
4 劉志偉、陳春聲: 《序》，載梁方仲 《中國社會經濟史論》，第 17 頁，中華書局 2008 年版。

5 陳其泰: 《20 世紀中國歷史考證學研究》，第 353 ～ 356 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版。
6 傅衣淩: 《我是怎樣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文史哲》1983 年第 2 期。
7〔美〕何炳棣著，葛劍雄譯: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 ( 1368 ～ 1953) 》三聯書店 2000 年版。
8 Hsiao Kung － ch’ua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