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對地方志乃史書的定性，正是其大受梁啟超推崇的主要原因。章學誠從 “志屬信史”、“志屬史體”、“志乃史裁”的理想設計出發，主張地方志的編纂原則亦應秉持 “史學法度”，並以此為標準，對以前的地方志展開尖銳的批判。他對其時地方志的基本評價是: “方志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志，非方志也。”他不滿於方志編纂者的人員構成和基本素養，認為其中多為不懂史學的文士，他們好 “誇飾文辭”，甚至 “信筆亂”和
“猥濫庸妄”，而不明方志之責在於 “期明事實”; 至於文人修志多圖私利而缺乏責任心，則更為章氏所痛恨，進而提出了 “文人不可修志”的主張。章氏亦不滿於方志在選材上的局限。他註意到方志取材多源自六科檔案和望族家乘，極少深入民間進行實地調查，故其記人記事多集中在地方官員與士紳文人，而鮮及窮鄉僻壤的下層民眾。章氏更尖銳地批評了方志編纂過程中普遍存在的營私現象，如地方官員與士紳文人，往往貪載藝文，即便是風雲雨露無關懲創之作，亦濫收其中，以期傳世不朽; 更有甚者 “賄賂公行，請托作傳”，導致方志成為文人遊戲、應酬文字或私家墓志壽文的匯集而 “全無征實”。此外，章氏亦註意到方志人物傳記中空洞無物與臉譜化的現象 1。清代其他學者對地方志的批判亦散見於他們的方志序、跋之中，如戴震也註意到地方志
的記人記事，往往因受客觀條件的限制而無法關照到下層民眾，說地方志只能是多載 “富貴之家”而鮮及 “窮巷下裏”，“遺者蓋多，書其所知而已” 2。

民國時期，尤其是 20 世紀 30 年代，在民國政府倡修方志的背景下，方志學一度成為研究熱點。王棻、吳宗慈、余紹宋、李泰棻、朱士嘉、傅振倫、張國淦等人對傳統方志均有論列，在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主導之下，傳統方志中的皇朝史觀成為其時批評的主要目標，但其批判往往頗顯空疏。相比之下，傅振倫比較註意吸收清代方志學界的研究成果，他的 《中國方志學通論》是其時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該著設有專章 《方志之通病》，對傳統地方志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概括了其中普遍存在的十大通病，不過其所涉內容幾乎沒有超出章氏所論範圍，這大體反映了民國方志學界對傳統方志批判的一般狀況 3。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新方志編修工作受到重視。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度掀起修志高潮，方志研究亦應時興起，但不久修志工作因 “文化大革命”而中斷 4。20 世紀 80 年代，全國範圍的第一輪修志工作全面啟動，方志研究從此大盛，並一直延續至今。對傳統方志史料價值的重新批判與評估，是現代方志學界的重要論題。20 世紀 80 年代，為推進全國地方志的編纂，中國地方史志協會先後匯編了 《中國地方志總論》、 《中國地方志分論》、 《中國地方志論叢》、《中國地方志詳論》、《中國地方志論集》，收錄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方志學界諸多專家的近百篇文章。其中傅振倫的 《方志———史料的寶庫》、鄔烈勳的 《中國古代史料寶庫———地方志》、蔣光田的 《地方志是一座寶庫》、潘新藻的 《地方志是重要的歷史文獻》等論文，以明確的主題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方志在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民族等研究領域中的史料價值。此外，王重民的 《中國地方志》、朱士嘉的 《中國地方志淺說》等論文亦擬就舊志的作用、地方志的價值等章目，全面討論了地方志的價值尤其是在史學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學者們普遍認為，地方志可以補正史記載之不足，因其更貼近基層，故更能反映一般民眾的社會生活，旨在強調其史料價值。

在充分肯定傳統方志史料價值的基礎上，學者們也注意到其中的弊病。來新夏 《中國方志學概論》是現代方志學界的一部重要著作。

1 章學誠的上述方志學思想，可詳參其 《方志立三書議》、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州縣請立志科議》、《修志十議呈天門胡明府》等文，見章學誠著，倉修良編註: 《文史通義新編新註》外篇四。
2 戴震: 《汾州府志例言 ( 十則) 》，載乾隆 《汾州府志·例言》。
3 傅振倫: 《中國方志學通論》，第 40 ～ 55 頁，商務印書館 1935 年版。
4 邱新立、王芳: 《中國五六十年代地方志的編修始末及成果概述》，《中國地方志》2000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