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但是你不認為這是由於這次運動的民族主義色彩造成的嗎？

大衛：不，我不認為它是民族主義的。正好相反，它是反民族主義的和反資本主義的。它也反美國，反工業化，但不一定反現代主義：他們不是懷舊的，他們不是環境的浪漫主義者，也不是塞拉俱樂部那一類型的。這一較大的群體不同於派別本身，但都認識派別中的人。派別的成員都來自於同樣的家庭和大學。實際上，公務人員也是如此——很多人都有著相同的素質。…

記者：今天警方還想摧毀這些碉堡嗎？…

記者：現在你談論的主要是關於戰後時期，是嗎？

大衛：是。

記者：社會黨和這一時期的其他黨派的情況如何？

大衛：這里你一定得記住，日本社會黨比普通社會民主黨都要更馬克思主義一些。今天真正的社會民主黨是新近從日本原社會黨分離出來的。日本社會黨仍然存在，其右翼比民主社會黨更民主社會黨，但還右不過1950年前後分崩離析的民主社會主義黨，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種極典型的社會民主黨。

記者：他們是不是專門用了一個詞來指代我們說的“新左派”。…

大衛·艾魯特（以下簡稱“大衛”）；從本成田機場運動中，我發現有趣的地方是它代表著農民與激進分子的聯合。農民開始起來捍衛自己的私有財產，對政府采取激進態度；而激進分子大多從學生時期就是左派人士，基本上都深入地卷入過反對越戰的示威遊行。這一運動到現在幾乎持續了二十年—一差不多一代人的時間。

《社會文本》記者（以下簡稱“記者”）：我們正在思索這一事件的創造性。其絕大多數左派運動從未能夠動員起這樣一個社會基礎，惟一以與之相比的是歐洲發生的生態運動，但也實在發生得太晚，不能夠作如此的聯系………

這種思想最終的表達是搖滾節。與傳統的小型流行音樂演出不同，搖滾節並不為樂迷們把一切都端出來，而是在演出時間、演出規模、演出背景，及其對民樂傳統的借鑒等方面，力圖以物質的方式提供音樂以象征表達的共同性的經驗。這給明星們帶來了新的負擔：他們必須讓自己的名字直接為觀眾所知曉。由於在運用情感抓住觀眾方面的能力，詹尼斯·喬普林（Jams JOplin）可能是我見到的最傑出的表演者。台上的演出給人的感覺是她很相信我們，一點也不壓抑自己（唱片中，她在技巧和想像力方面的弱點是很明顯的）。總之，搖滾表演開始意味著既不是取悅觀眾（流行音樂的風格），也不是再現自己（民樂的風格），而是粗野地展示欲望和感情，像是對著自己的戀人和朋友一樣。另一位偉大的音樂節的表演者是吉米·亨德里克斯，他的吸引力在於他在演出中顯然無拘無束地對快樂的追求，這種追求是我們都能夠看得到並與他一起分享的。…

英國60年代最好的流行樂隊是“誰人樂隊”，因為皮特·唐申德是最聰明的理論家。《誰出賣了》（The Who Sell…

這是一段短暫的光陰（從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到阿爾諾蒙特音樂節？）。到60年代末，我回憶起英國左派想當然地認為搖滾本身沒有意識到自己反傳統文化的特點（雖然最直接宣泄情緒的政治唱片仍在湧現）。在英國，或快或慢，顯然有一種從地下組織向托派，從年齡向階級政治的轉變。性、毒品和搖滾樂被當作中產階級的、男性的嗜好摒棄了，少數評論家一方面不再懷疑把搖滾納入休閑生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不再對搖滾觀眾的分化抱有什麽疑問。總之，搖滾宣稱自己不同於流行音樂，擺脫了大眾文化的邏輯，這些宣言最後都成了毫無根據的東西。搖滾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納入商品生產的過程之中：搖滾社會只不過是一個易於控制的消費者群體而已。…

無論是在英國還是在美國，60年代的名聲都不好。它是保守黨列在仇敵名單上的主要靶子。對於瑪格麗特·撒切爾及其同事而言，60年代是最糟糕的時期。這不只是一個黨的政治觀點，1964－1970年在英國執政的工黨政府就宣稱，60年代是造成動蕩的原因，更是廣泛動蕩產生的結果。英國60年代的病癥表現在文化方面；從人們對於極端自由主義的膜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公眾放任不顧，個人則自我放縱，極端自由主義者陶醉於不要為任何後果負責的快感之中。事實上，從保守黨的角度來看，後果是讓人震驚的。社會的安定（老人與家庭，教堂與等級，文化與國家的權威）漸漸受到破壞，英國社會民主最終淪為一個軟弱無力的、空想社會改良的、福利的國家（就像藥片一樣），被用來避免任何道德闡釋的制度，模糊商業活動中規則所起的作用。…

題外話毛主義…

符號的歷險

後現代主義是描述60年代文化景觀的一個重要框架，但這里我們不可能對這一眾說紛紜的概念作詳細討論。因為這樣，勢必要涵蓋下面一些主要特征：（首先是）主體的“死亡”（包括創造性主體“作者”或“天才”）這一後結構主義主題“類像文化”的本質和功能（“類像”概念是德勒茲和鮑德里亞從柏拉圖那里發展來的，用以表達一個可再現的客體世界的某些特性；它並非覆制或覆制式的再現，而是指一種“沒有原件”的假象泛濫）；“類像”與媒體文化或“景象社會”（society of the…

然而，一手要打開種種層面的半自律性，同時又把它們全部找在某種“結構整體”的終極統一性里（帶著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最終決定性），這種努力在其自身的能量推動下，在其自身詳盡闡發的對整體性批判的離心力的作用下，卻朝向有違初衷的方向發展（這在英第斯「Hindess」與赫斯特［Hirst］的軌跡上表現得極為醒目）。將要出現的不僅僅是各種層面的異質性——自此而後，半自律性就會幹脆轉變為自律，且可以想像，在晚期資本主義這個失去中心又“精神分裂”的世界里，種種事例之間也許真的根本就沒有任何有機的聯系——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出現這樣一個概念，即與這些層面中每一個相稱的鬥爭（純粹的政治鬥爭，純粹的經濟鬥爭，純粹的文化鬥爭，純粹的理論鬥爭），彼此之間或許也是沒有必然聯系的。隨著阿爾圖塞式機器這樣最終的“熔化”，我們便到了（仍然是當代的）微型團體和微型政治的世界里——理論上有局部或分子政治的不同叫法，但種種概念無論怎樣不同，都被明白地看作是對一種“整體化”的老式階級和黨派政治的摒棄，這一點在婦女運動的挑戰里體現得非常明顯。其獨特的新策略和關懷對許多承繼下來的傳統的“公共”或“官方”政治行為，…

哲學的萎縮

法農的鮮明鬥爭模式有長處也有局限，這是由殖民情境那相對的簡單性所決定的。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證明之：首先是見於“民族獨立戰爭”結束以後，因為隨著奴隸取得對（已是從前的）主人的象征又實質性的勝利，“他性的政治”也走到了極限。於是那博取集體身份的修辭便無處可去，而只能走入一種分離主義的邏輯里。黑人文化民族主義以及（後來的）女同性戀分離主義就是其最引人注目的樣板（魁北克省的文化和語言獨立的矛盾會是一個富有啟發性的例子）。然而，新組建的團體（我們在此借用薩特在《批判》一書里的描述）要存在下去，要制造並保持一種集體凝聚力和身份，就需要有外在的敵人，就此而言，上面所說的結果便也是矛盾的。最終，由於缺乏舊式帝國主義時期那種鮮明的善惡對立局面，這第一輪抵抗所艱難贏得的集體自我定義就會分裂成面對面的微型團體的一個個小而更加舒適的統一體（官方的政治派別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他性的政治

如果哲學史不是被看作某一系列不受時間限制但從某種角度來說又是永恒之中有限的立場，而是被認為是試圖對一個本身處在不斷辯證轉化中的歷史和社會本質加以概念化的歷史，其僵局（aPorias）和矛盾把所有承接相繼的那些哲學都標為明確的失敗，但從這些失敗中我們卻可以迅速讀出它們遭遇挫敗之對象的某些性質，那麽，對而今那高度專業化學科的更加有限的軌跡作一掃描，以尋求“真實”或“具體”的60年代本身那深層節奏的征服，似乎也不是非常牽強的舉動。…

與此同時，個人見證似乎清楚地表明，對美國的許多白人學生來說，尤其是對日後新左派里的許多積極分子而言，肯尼迪總統的遇刺在剝奪國家自身的合法性以及敗壞議會進程方面起了一個重要的作用，它似乎是標志了那著名的把火炬傳遞給年輕一代領袖的徹底終結，以及某種大眾或公民理想主義新精神的戲劇性的破滅。至於說到表象下的實情，現在看來，鑒於其保守主義和反共立場，在“導彈危機”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賭博，以及他對美國身陷越南所要擔負的責任，公眾對肯尼迪當政的那種想法本身可能就是完全錯誤的，不過這並不很重要。更加值得注意前是，肯尼迪政權留給60年代政治發展的遺產很可能就是關於青春和“代為”的那套詞藻。他利用了這套詞藻，而這套詞藻又在他身後流傳了下來，辯證地成了美國學生和年輕人可以用來闡發政治不滿情緒的表現形式。…

對60年代光輝業績的追憶、紀念或悲慘兮兮地公開承認那十年的諸多失敗和錯失了的機遇，都是一種無法避免的錯誤，我們在這兩者之間找不到一條可以穿越而過的中間道路。本文的出發點是，歷史乃是必然，60年代只能那樣地發生，其機遇和失敗相互交錯，不可分割，帶著一種特定歷史情境的客觀制約和種種機遇，對此，我希望能在以下的概述里提出一個推測性的描繪模式。…

第三世界的開始…

在這幢大屋--

從老鼠

它們熟知暗渠，

到鴿子

它們一無所知--

我住在那裏常有假想。

回家晚了，

想掏鑰匙

打開房子

當我摸遍全身掏鑰匙…

當她的右手繞過

右肩往箭筒取箭，

她的右腳一步踏前。

當她射中了我，

她的物體射中了我的

靈魂，對她來說是個物體。

物體總是

擱置在星期一

我的膝蓋碎了。…

沿著碎石小路如履薄冰

終於走到樹頂

我高興剛好在櫻桃？

體驗著櫻桃恰似櫻桃，

不多久伸手嫌太短，

爬梯嫌老爬不到

一級，只差那麽一級，

使嘗到熟透或隨風而落的鮮果。

甜而且更甜，甜得悶透；…